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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声远: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

来源:外滩画报  

黄声远: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

个人简介:

黄声远,与1986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1991年获得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曾于洛杉矶EricO.Moss建筑师事务所任专案协理,随后并与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回台湾後曾任教于淡江、华梵、交通大学建筑系,1995年起以中原大学建筑系为教学重心,持续往返宜兰、中坜,身兼教育部公共艺术、台北市都市设计审查委员,及宜兰县都市计划、公共艺术、历史空间、社区营造审议委员,并入选为「天下杂志」五年评选一次之2004年「21位新世代领导者」之一。现为田中央建筑学校/黄声远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推动兰城新月、宜兰河、罗东新林场等都市改造计划,并持续兼任中原建筑系、宜兰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文建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事迹:

黄声远

黄声远

建筑师黄声远与一群来自各地的自由青年专心在台湾宜兰推动建筑反省,渐渐扩及生态、水系及都市的多元再生。经过20年的“深耕”,他们的建筑遍布宜兰的各个角落,不仅被父老乡亲当成了自己人,在当地的公共事务方面,则成为一般民众某种意义上的代言者。

驻扎在台湾宜兰的建筑师黄声远和他的联合事务所“田中央”,并没有设计过什么吸引眼球的“大建筑”。作为以完成地标性作品为目标的建筑师的反面,黄声远的理想是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让居民可以在其中更好地生活。

在频频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之后,学生和媒体给事务所带来了不少困扰,因为大家常常不请自来。甚至有大陆的学生不事先预约就大老远跑来敲门。黄声远曾经想设计一个15分钟的参观路线,如果有人来,就临时找有空的人带一带,当时执行长杜德裕不同意,因为光是台湾本地的学生和媒体,数量就已经很可怕。然而黄声远说:“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代看到一个这样的事务所,他的人生可能会改变,如果媒体愿意报道,对社会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于是,直到现在,事务所的参观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黄声远仍然心一软或者一高兴就忘记时间,因此我们原定2个小时的采访也就变成采访加驱车导览,花了超过4个小时。

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宜兰火车站周边是“田中央”的一个将近35年的计划。从正门出站,左手边是一条保留了日据时代建筑的长廊,长廊尽头是以几米的漫画和卡通雕塑为主题的几米广场,全是公共空间,尚没有商业进驻;靠右边是由火车站旧仓库改建的文创街,第一间铺头是书店兼咖啡吧“旧书柜”,外观保留了仓库斑驳的旧貌;对面是绿色钢架结构的“丢丢噹森林”,钢铁“森林”圈住了下面真正的老树、休闲空地和运动场,作家黄春明的白果树咖啡屋也在那里,建筑本身是“旧米谷检查所宜兰出张所”。火车站附近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往往被商铺占据,但是黄声远希望保证这一区域的公共性,大家一出站,就能感受到宜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慢生活气息。

除了被明确写在“田中央”履历里的“丢丢噹森林”,前面提到的几位其实也参与了几米广场和火车站旧仓库的改造。黄声远和几米是多年好友,几米对建筑也很感兴趣:“因为几米广场是老建筑,几米的画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反而有种说不出的真实感。”之所以没有声张,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站项目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会弄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另一方面:“我最近知道,大家都没发现是我做的时候,‘议会’的反对声音就比较小,‘议员’都赞不绝口,如果先知道是我做的,可能有一半就……我等到做完才讲,就来不及回头了。”20年来,在与当地政府周旋方面,黄声远着实积累了不少经验。

记者:最近“乡村建设”这个话题在大陆挺火的,所以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台湾经验”。

黄声远:已经很火了吗?太好了。你觉得宜兰是乡村还是都市?

记者:很难讲。

黄声远:对,我一直觉得乡村和都市还蛮难定义的。我其实没有觉得故意要谈乡村和城市,这种辩证可能本身制造了问题。我是台北市长大的,后来出国了,父母住在温哥华,叫我回台湾看着老家。有一个同学,我大学时候就很喜欢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也长成那样的个性。他不是城市里长大的,城市里的人比较系统化,比较有礼貌,会察言观色,但是他很直爽,我们平常讲一些常识,其实都不见得对,他会讲到更有吸引力的更本质的部分。

记者:那么你选择定居宜兰是因为想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还是刚好有项目可做?

黄声远:当时宜兰中山公园那里要盖宜兰演艺厅,在讨论到底要做几面舞台,我那时候31岁,刚从国外回来,开会的时候随便乱讲话,领导就注意到了,然后就有了项目的邀约。

记者:现在的宜兰和你刚来的时候相比,变化大吗?

黄声远:因为住在这里,不太记得了。别人都说多了很多小房子,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有原罪。可是住在这里实在太愉快了,无法抗拒。国民党怕大地主,“土改”之后全是小农,小农就不能不让后代在这里耕作啊。传统的乡村是不自由的,四点得煮饭,还不能搞同性恋,现在的乡村可能比城市还要好,因为有自主性,能够自给自足,城市里你只要断水断电,人很快就投降了。宜兰是富庶的村子,那些在台北当总经理的,周末也都喜欢回来,一样在田里做事。这里的年轻人回乡,是想走自己的路。

记者:火车站出来的“丢丢噹森林”,为什么要在已经有树和空地的地方架这样一排钢架?

黄声远:我的想法是,建筑师永远不是主角,我们是主角的时候就糟糕了,那做的东西肯定是很贵的,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应该是要批评的。但是这个森林没有办法,是保证公共性的策略。

如果这些铁树的骨架不够贵的话,以各种团体的能力,要改变原先的市政计划轻而易举。信不信?他们一定会把商场摆在这里。为了把权力从商业手里抢过来,这个广场一定要用一定的构造去占据,所以我们先把很贵的东西做进去,把文化设施包在下面,老树也会被留下来。这样就没人敢拆了,拆的话很多人会说你滥用公共资源。

记者:不过你们也要和民众沟通,确保他们的支持吧?

黄声远:每个项目都要和民众沟通,其实也不是沟通,他们才是老板。在小地方住,人脸都熟的,如果你要弄个什么,通常附近的人都会听说,他们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熟人,来告诉你他们的想法。我是不赞成开会的,开会都是搞政治而已,比谁的意见重要,我们想要知道隐藏的和有创意的意见。所以事务所在地性特别强,我们不是为了某个项目才做个统计,那个没有用,私下聊天才有用,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项目可以撑那么久,政府换了还在,政客也知道的,民意在那里,他最多骂骂你,骂过头了他就倒霉了。有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编辑: 珊瑚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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