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上海老弄堂急需保护

个人简介：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市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主要事迹：

再来说说与毛头师傅聊天的老皮匠。

背靠弄堂口的垃圾箱房，两把老式竹凳，地上简单成列一副副捆绑归类的鞋垫，一台老式黑色修鞋机器放置在简易木箱上，一旁墙面挂有一排皮带，也是老款，看起来扎实耐用。一盒蓝色的工具箱打开着，盖上附有“上光皮鞋油”几个字。一旁还有一只老式棕黄色热水瓶和保温杯。地面零星散落黑色的皮料条、边角料。这几乎就是老皮匠全部吃饭家当。

“我16岁左右开始出来做，今年71岁。在这附近前前后后摆摊40余年。”就是这样一位见证周边里弄兴衰的“老上海”，其实并没有上海户口。

老皮匠的父母来自农村，早年来上海务工。老皮匠小时候住在上海亲戚家，也是老式里弄房。现在年纪大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租一间房。两个小孩，女儿在上海开店，儿子在农村。

“石库门房子就是这点好，大家比较谈得来，比如今天这家烧点什么、那家烧点什么，互相吃一点，客客气气。有的时候有事走开一下，叫人帮忙看个摊也很方便。”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弄堂里大大小小整修过两三次，多为外墙翻修，房子里楼梯地板补补弄弄，但这么多年，都还一直用马桶，没有独立卫生。“我习惯了也就算了。反而外地人要求高，不习惯的人都搬出去买新公房了。”

很多人都怀念老弄堂里的人际关系。但事实上，记者发现，即使保留弄堂的建筑形态，新搬入的人际关系也不同往日。现在的79弄外来人口较多，流动性很强，彼此之间谈不上熟络。

隔壁的另一条弄堂中和长乐路居委李老师也提到相似的问题。她说，这一片区的邻里纠纷，主要发生在新住民和老住民之间。由于这一地块早期动迁走了一部分居民，有些房子自然而然空出来了，一些流动人口就住了进来。有些新住民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有的会高空抛物，诸如排泄物之类。私拉电线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不会像以前老邻居那样谦让，这让居委会格外头疼。

李老师说，周边十余个里弄，居住着约1350户人家。“高福里算是附近条件最好的一个里弄。这里每号都设有独立卫生。周边几个还在用马桶。”

李老师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再老都应该保留，外国人来上海不是来看你的高楼大厦，这些他们都有。他们来就是想看些老东西。她告诉记者，高福里现在也有外国人居住。

然而建筑保留之后，老弄堂的人际关系、邻里文化，依然能够保留吗？今天的年轻人又能在老弄堂里看到什么呢？

物以稀为贵，人们开始怀念弄堂的生活方式，说它是上海人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场所、是上海近代文明的象征、是上海人的根。如何保护上海的弄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记者的发现是，在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里，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已经不在。

1999年，太平桥地区改造项目“上海新天地”工程开工。老弄堂被改造成集餐饮、购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休闲文化中心。直到今天，新天地即使成功实现了它的商业价值，不少专家依然提出疑义，觉得那只是留下老弄堂的皮毛，挖去了它的内核。这已经不是上海人传统意义上的“弄堂文化”了。只是表面上保留了上海老弄堂的建筑特点，内在是清一色的现代设施、现代生活方式。

然而记者在现场的采访，虽然不够完整、全面，但多多少少还是反映出一个共有的命题—即使是上海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也已经不再。上海人特有的邻里相处、特有的弄堂游戏方式、特有的商业经济，全都在时代的浪潮下不可回溯。真弄堂尚且只剩皮毛，保护后再生的假弄堂又能如何苛求？

有人说弄堂本身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含义，是一种不虚伪、不造作、柴米油盐的生活态度和温情待人的处事方式，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在弄堂里，十几家人共用厨房、洗手间、晾衣绳，彼此没有隔阂，这是弄堂文化的真生活。然而对现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可复制的生活样态。因为，更宽敞、舒适的生活，更自由、独立的个人空间，是每一个现代人的追求。再加上青壮年们忙碌的工作节奏，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弄堂文化代表的老上海市民生活，或许只能停留于虚拟的想象与传播，散见在各种文学样态和博物馆中。

推荐阅读：

迈克尔·格雷夫斯：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

梁振杰：打造“触手可及”的景观园林

李星涛：耕耘在希望的“原野”上

傅强：设计公司应去住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