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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秉钊:从生态的原则来选择城市设计方式

来源:都市世界  

陈秉钊:从生态的原则来选择城市设计方式

个人简介:

陈秉钊男,1938年5月生于福州市。1961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五年制本科。1961—1984年3月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助教、讲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金会重点课题《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的评价体系和模式研究》,该成果获2004年教育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并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雕塑院院长。

主要事迹:

陈秉钊

陈秉钊

2014年9月23至24日,主题为“生态城市,引领有机疏散”的“2014(第九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天津开幕。在大会前夕,参会嘉宾陈秉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房地产处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

从字面上理解,“白银时代”应当比“黄金时代”跌价了。如果这是针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中央正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是步入黄金时代。如果是对“中国地产”而言那又是正确的。 自从2000年2月,住房实物分配全国正式停止,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完全市场化后不久,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5000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 近来不断爆出的陕西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郑州房妹一家有29套房、广东陆丰房叔有172套房,江西副省长姚木根拥有十多套住宅,单北京一套毫宅就价值1.1亿元。房爷、房姨、房叔、房妹……房地产显然己经完全背离了居住的本质,毒化了社会风尚,吞噬珍贵的耕地资源。

2003.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将房地产定位为拉动经济发展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以至于一旦经济发展出现放缓,就以房地产来救市。

的确,房地产业的产业链长,它依托前向的主要产业有钢铁、水泥、陶瓷、玻璃等,这些产业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而房地产的后向产业是家用电器,卫生洁具等等,必然加大耗电、耗水……。将房地产与同属高污染的石油化工产业比较,石化上游,炼油过程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可它的下游是塑胶和化纤,减少了对木材与棉花的消耗,对生态,低碳倒还有极积的作用,而房地产上下游全是负面的。在我国住宅建设过程耗能达总能耗的20%,耗水占城市用水量32%,城市用地中有30%用于住宅建设,耗用的钢材占20%,水泥17.6%。显然,房地产产业拉动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高耗地的产业。 因此,房地产显然己蜕变成了“三高产业”(高耗能、高污染、高耗地)。由于它的高收益,吸走大量的资金,大大减弱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力量,釜底抽薪。所以房地产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斩钉截铁地决心:“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再反弹。” 显而易见是针对了什么。 以土地投入的粗放的发展已使北京成为雾都,雾幔半个中国,而房地产的急功近利,必然釜底抽薪,分流了大量的资源,延缓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房地产主要吸收的是低端劳动力,拖累了劳动力队伍素质提高。 因此,房地产进入白银时代,甚至“黄铜时代”正说明我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好事。 当然,作为民生基本的居住保障,“居者有其屋”,正常的房地产仍然是不可缺的。

从生态的原则来判断城市设计的合理性

陈秉钊谈到城市的设计注重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一定要从以人为本,生态原则等来判断是非。能提高城市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设计就是好设计。例如近年许多城市在推动“绿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又如,最近上海在用地紧张的市区,利用城市的一些“边角料”的用地,组织“袖珍广场”设计竞赛,为人们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等。所以组织这些“竞赛”,关键在指导思想和正确的评判标准。例如在缺水地区、水蒸发量大的地区搞大面积的水景,显然违背了生态原则。同理在提倡节能,减少碳排放的形势下,而我们却在做鼓励私家车交通,挤压绿色交通空间(步行、自行车道)显然是方向出向题了。

北上广类型的大都市要科学地提高城市容积率

生态城市总会令人联想到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满目的绿色、惬意的居住环境……。这似乎和“紧凑城市”联系不起来。其实紧凑的城市,减少了城市建设的用地,缓解了对山林,田野,大自然被侵吞的压力。例如香港由于土地资源的极度稀缺,不得不高密度开发,但也正因为采取了高密度的开发,使得40%的山林得以留住,建成大片的效野公园。根据香港规划,还将把这指标从40%提高到45%。

理查德•瑞杰斯特在《生态城市伯克利:为一个健康的未来建设城市》指出: “ ……高层建筑将不会造成紧张、嘈杂、难闻的气味以及危险的街道,因为小汽车将很少需要使用,并且可以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被完全禁止,人们将创造出Ernest Callenbach在《生态理想国》一书中所称的 “ 小汽车禁行区 ”(Carfree zones)。

联合国人居署做过研究证明,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均出行距离则急剧减少,相应人均耗油数量也急剧减少了。紧凑城市土地节约了,能源减少消耗了,也就减少碳的排放,不是更生态了?

陈秉钊指出北上广这样大城市,一定要科学地提高城市容积率,(香港本岛容积率高达16,美国是地大人少的国家,但在纽约中心区的中、下曼哈顿的毛容积率也高达15左右)。那么,如此集密的城区,交通问题就面临挑战。北上广超级大城市交通问题唯一要靠发展公共交通和土地使用巧妙结合才能解决。即认真落实公共交通引导开发(TOD)的原则,将公共交通线路、站点的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互相反馈。在地铁站周边用地要高强度开发,土地要混合使用,让就业、居住、购物、上学、就医等没施彼此靠近,减少交通量。这点香港有很好经验,香港本岛地铁仅82公里,但在地铁站周边500米范围内居住了36%的人口,在500M范围内的就业岗位占50%;而香港城市进一步扩展,建设10座新市镇后,他们更自觉地贯彻了T0D原则,因此香港全港地铁为168公里,在地铁站周边500米范围内居住了70%的人口,在500M范围的就业岗位占80%。人们从家里乘电梯下来,走不远就能进地铁站;而出了地铁站,走不远就能乘电梯上楼到工作的场所,这样人们自然不愿开私人小汽车。安全、准点、便捷,少用汽油了,汽车尾气也少了,总而言之生态了。

区域利益束缚跨区域城市的发展

每个城市都有长处也难免有短处,因此城市应力求和周边城市寻求长短互补,1+1大于2。这很直白的道理但在实际推行中常常困难重重,这主要是“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意识难以自拔。 陈秉钊谈到自己当年参加北京奥运会选址咨询时,多数专家支持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亦庄一带选址。这样北京首都机场与天津机场到奥运中心同样是40分钟(当然还有其它有利因素,在此不展开),结果北京奥运会址还是选到了北边。同样北京第二机场久久难以选址,最终艰难地选在北京西南紧邻河北,但主要是在北京市界内。而现成的天津机场却始终末能获得完分发挥。

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往往在各自利益的束缚下难以迈步。这点在国外也如此,在美国跨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极少有成功经验。在我国一些地区跨区域的协同发展已有一些成功经验,成败关键都指向上层次的领导机制的成与败。在我国,由于中央的高度权威,这是我国体制的最大的优势,是中国迈向成功极有利的要素。自从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京津冀一体化”座谈会后,有力地推动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步伐。中央已决定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任组长。说明在关键的问题上已取得突破。

中国华北地区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灾区,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对京津冀一体化提出了七点要求,其一就是生态问题,区域的联防联治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

提高中心城区支路网密度治疗“宽马路”顽疾

道路不通畅,无疑路太窄,拓宽马路天经地义,这是普通人的质朴的逻辑,无可非议。然而这几乎己成了许多城市建设决策人的逻辑,加上近年许多城市领导人为了城市形象,对政绩的追求,道路比宽度、争气派,美其名“20年不落后”。中国的“宽马路”顽疾难治!

我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对路网密度规定:快速路 0.4-0.5km/k㎡,主干路0.8-1.2 km/k㎡,次干路1.2-1.4 km/k㎡,支路3-4 km/k㎡。可见,道路等级越低,密度越高,这如同人体的循环系统,主动脉只有一两根,而毛血管密如蛛网。人习惯走近路,但因无支路难抄近路,这是,人为地把交通都吸引到少数几条大马路上,马路再宽也得堵。健康的路网结构是主、次、支道路合理级配。北京是典型的宽马路,缺乏支路的城市,不仅交通堵、宽马路还让人穿马路时胆战惊心,没有安全感。 很高兴看到,上海新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定已将中心城区的支路网密度从3-4提高到6-7,压缩城市道路的宽度。

北京是我国地铁起步最早的城市,但却被上海抛在身后,北京地铁太约450KM,上海已近500公里,但是,北京市的面积可是上海的三倍啊! 北京地铁网密度不够同北京支路网密度不够一样都是北京交通问题关键之一。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等,他们的地铁系统是多层次的,除普通地铁线外,还有快线、郊区线等。如东京除地铁外还有郊区铁路1000多公里(另有数据是2000KM)。交通设施建设一定要超前,因建设周期长,等交通需求来临才动手建设就来不及了。伦敦是150年前就开始建地铁(1863年),纽约是1868年建地铁,就连瑞士的洛桑也在1877年就建地铁了,我们总是被动地,被逼着上马。

陈秉钊认为地铁要成网才能显现效益,但网是要一步步的编织起来的,不能苛求建一条就马上改变局面。“先地下后地上”这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城市建设不能只顾面子,更要重“里子”城市基础设施就是里子。

从学术研究到理论实践

陈秉钊感叹九年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始终如一关注中国当前城市发展的关键的问题进行交流,尤其是生态城市方面,影响力不断扩大,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学术水平。大会还邀请部分官员参加,有助改进政府的工作。同时,陈秉钊坦言“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也许以学术界人士间的交流为主,但应吸收更多官员参加,以便将正确理念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改进行政,如此举办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的作用就会更大。

最后陈秉钊希望“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今后加强理论实践内容,增加大会影响力。光做学术研究不够,学者更要走出象牙塔,到群众,到政府,到主政圈中去发挥作用。学术研讨归根到底是为改进实际工作有所邦助。列宁说“一部纲领胜于一步行动”。李克强总理也说“干一寸胜过说一尺”。理论和实线结合要坚持,提高理论水平,又改进实际工作,两者互动效果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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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栀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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