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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黄新文”这个名字。但30年前，他可是全中国数亿农民艳羡的对象。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这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30年过去了，记者再次找到黄新文老人，力图通过他追寻那逝去的往事，去展现中山人“敢为天下先”的奋争勇气，去重温“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激情。
将劳动看作健身活动
在小榄镇联丰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记者找到了黄新文老伯的家。当时，黄老伯正在院后的菜地里拣虫子，他家的菜都是他亲手拣出虫子。
黄老伯今年已经69岁了，现在依然住在他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房子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镇上开五金厂，另一个就和黄老伯一起养猪。老伴则在外打工，给别人当保姆。目前，他和儿子侍弄着六七十头猪，还有1亩多菜地。另外，帮另一个儿子干点杂事，毕竟，他的五金仓库就设在家中。
黄老伯带着记者去参观了一下他的养猪场。养猪场离他家大概有一两百米远，场地不是很大，光线也不是很好，但黄新文还是把猪场打扫得整整齐齐，明显看出这是一个熟手所为。
黄老伯说，他现在最关心的还是养生之道。他有一本《家庭健康指南———助你找出大小疾病成因，为你提供适当护理方法》，他称这是他的宝贝，每天都要翻上几次。他种菜、喂猪，也是当成一种活动，毕竟一辈子劳动惯了，现在的日子是富裕安康了，但也闲不下来。此外，他也练练太极拳。
当年腌咸菜大桶被没收
提起30年前往事，黄老伯有些兴奋。他说有好多记者都来找他，有广州的，还有北京的，还请他到酒店吃饭。
黄老伯回忆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在家里养猪种果树。随着政策的反反复复，他的命运几经周折。不过也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充其量就是让干，自家收入就多一点，不让干，收入就少一点。他手腕上戴的还是一块上世纪60年代出产的上海牌手表，那是他花120元买来结婚用的，这笔钱，相当于他当时一年的收入。
他印象中的最后一次受打击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时生产队把他腌制咸菜的一个大桶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没收了。这是他花了200元的工钱请木匠用寿板特制的大桶，直径有三四米，可以装1万多斤咸菜。
1978年已成万元户
到1979年初，黄老伯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1978年，他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具体说来，他一家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这几个方面：一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出外做烟囱挣工分，收入3100多元；二是发展家庭养猪，纯收入为1700多元；三是他家还养了鸡鸭，培植蘑菇，蔬菜，纯收入为1100多元。
当时，极左路线的余毒还未消失，一些地方对社员的家庭副业采取限制的办法，定了些土政策，比如规定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到集体劳动的收入，否则就要被扣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等帽子。可黄新文的家庭副业收入达到7000多元，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的收入一倍多，这算不算资本主义？他走的这条路子对不对呢？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专门对他一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在通常情况下，黄新文家都是按规定参加了集体每天8小时的劳动，家庭副业都是自己利用早晚和中午时间搞的，并且都是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虽然个人收入较多，但是通过勤奋劳动所得，这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
这里一个大背景是，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是一次标志着改革开放历史起点的里程碑会议。1979年2月12日至16日，当时的中山县委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黄新文的做法受到了中山县领导的肯定和赞扬，县委及时总结和表扬了这个典型，并颁发了勤劳致富光荣证。当年5月，黄新文因“在1978年度发展畜牧生产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被评为中山县“特等先进生产者”。
1979年2月19日，作为一个农民致富的典型被《人民日报》推出，黄新文成为了享誉全国的致富明星。
全国一千多人来函寻致富经
黄老伯家有一个旧纸箱，里面都是当时全国各地向他取经者的来信。黄老伯说，当时来信起码有1000多封，纸箱里只是一部分，有些已经找不到了。记者随意翻了翻，这些信真是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但共同点都是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验。
其中一位署名“中共内江地委组织部孙振芳”的在信中说到：我想您能否将喂猪的一些先进方法和经验告诉我，为发展养猪事业多为国家做贡献。
一位湖北的邱泽明则说：你们一家8口人，养肥猪25头。我们一家9口人，只能养2头，还费九牛二虎之力，不知为什么。你们一家去年纯收入近6000元，我们一家纯入还不到400元，生活经济方面无法维持。希望黄新文能介绍经验。
黄老伯告诉记者，他当时对每一封信件都给予了回复，他说：我都把自己平时总结的一些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我觉得大家一起富裕更好。
带动了中山农村发展
说起黄老伯当初的致富经，他认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从他在小榄食品站工作的弟弟手中得到了一个猪饲料配方，根据这个配方喂养，猪吃后长得很快，最快的时候一天能长三两肉。此外，他还经常用50公斤的好米去粮食站换75公斤的碎米回来给猪吃，这样充分保证了猪饲料的供应。
1979年，黄新文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于是在养猪方面干得更欢了。当年，他一下子养了有200多头猪。粮食不够了，他跑东升（当时还叫鸡笼村）、窜东菀去购买农民分到手中吃不了的粮食。好在这个时候他手中已经算是“很有钱了”。那时50公斤番薯才4元钱，50公斤粮食才26-27元钱，所以他的5900元钱大部分都是花在了这上面（黄老伯说，他记得只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他家纯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新文的成功带动了中山农村的大发展。数据显示，到1983年中山农村的专业户发展到22700户，经济联合体8600多个；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630元，比1978年增加了499元；乡镇企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3.23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2.5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