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低价占地取得的。我们都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很便宜，但和印度、东南亚、中东国家相比不是最便宜的，但我相信，土地价格、环境成本，我们是最低的，中国的招商引资条件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具备的。”
继而，他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城市的发展以及财富的积累，是靠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环境代价多重作用构成的。但当前劳动力价格上升、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在土地、拆迁、房屋上，也表明以过去的发展方式获取发展收益是不可持续的。
他还分析说，过去低价获取土地是为了满足低投入成本换取国家的工业化积累，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财富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在市场发育迅速的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资源转化并不是为了公共目标，而是变成了私人目标。
比如，过去在促进工业发展的时候低价征地是为了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满足更多的就业，但后来这个公共目标被私营企业家和地产商替代了，廉价的投资成本构成了企业利润很重要的一部分。李铁认为，通过低价的方式掠夺一部分人的利益去换取另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正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只有大大增加政府的开发成本，减少开发商在土地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让农民拿到合理的土地收入分配，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新的消费需求。”
“另外，让农村土地平等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享有城市开发的权利，也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李铁说：“它的好处是，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还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他解释说，现在城市发展模式之所以是粗放型的，并带来一系列所谓后城市发展的负担——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土地利用粗放、人口不够聚集、耗能增加、基础设施维护成本过高等等，既是我们发展付出的代价，也是土地太便宜的结果。只有拿地很贵的时候，人们才会珍惜土地，才能改变城市粗放式的发?展。
城市发展的怪圈
访谈中，李铁对于城市的发展模式也做了详细的论述。他直言地方政府倾向于把服务目标锁定中高收入人口，是现行城市发展模式无法摆脱城市运营高成本的必然结果。
他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量的工业投资形成大量的就业人口，带来城市财富的迅速增长。早期是以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通过现有的管理体制迅速调动农村资源向城市集中。
比如，通过财政方式把乡镇一级的财政资金集中到县以上城 (论坛)市搞城市建设，迅速解决了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问题。在西方参照系强烈的对比下，我们有一种赶超意识，一方面是对工业投资的渴望，另一方面希望城市尽快发展成和西方城市一样，至少形态上是一样的。这就带来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包括地铁等大量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但是这些都需要钱。钱在哪里来？它不是通过城市自身积累，而是通过底下交上来的。由于不同级别的城市调动资源的能力不一样，我们看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全国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而现在城市差别越来越大，并且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差距。
他进一步分析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护，随着人口增加还要增加它的公共服务能力，这就需要解决资金来源。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来源有两个，一是在目前以工业税为主导的税收体系下，通过工业投资增加税收，解决城市的维持成本，包括行政开支、一般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另一个就是在增加工业投资的时候通过从农民手里取得大量低价的土地给投资商形成工业区。
可以说，所有的城市工业区、新区全都是低价甚至零地价供地。此外，政府还要解决配套设施，否则没人来投资。所以，在整个工业地产方面，政府是净付出，还得新增大量的劳动力在这儿就业。
那么，净付出的成本从哪里出呢？李铁的回答是，“只能靠新城开发和房地产开发。”他解释说，房价越高，土地出让收入就越高，以此弥补工业用地投资和城市其它设施建设的投资。而通过不断占地获得收入，不断占地解决工业投资问题，不断占地解决新城建设，结果就是城市粗放式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人口不断增长的问题。
“按照国外的经验，城市要解决这些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这又会面临公共服务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了保证高水平的城市形态和基础设施标准，外来人口就被排斥在了公共服务之外。”李铁认为，正是用廉价劳动力来解决城市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形成为一种规律，而这个规律形成之后就无法遏制。
“比如，现在一些城市实行房地产限购，导致房地产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城市没有能力增加基础设施开支，就通过不断招商引资，增加工业投资弥补未来出现的收入差距。”李铁直言，这只会让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因而促使地方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探底，松动现有调控政策。
为了解套，有城市希望通过发行债券解决，李铁认为，发行债券既填补不了公共设施维护的漏洞，一旦发行只能一届政府接着一届发。当他们感到压力的时候，就要求放松土地政策、土地限制，同时新城开发只有面对富人才能拿到高额土地出让金，否则就无法给穷人盖保障房。“这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经济学发展规律，是客观上没有办法解决城市庞大开支压力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有观点提出，借鉴外国物业税的办法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李铁说，“这在中国还很难实现。”
他的理由是：首先，我们的物业税额度很低，解决不了问题。并且人们拥有的是七十年使用权，没有土地权、房屋所有权，怎么收税？如果说收房税，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房税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次，对已经购房的产权所有者来说，购房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税，不应该重复收税。第三，如果城市征收物业税，农民的宅基地住房要不要收税？在诸多农业税取消的当下，向农民征收物业税不太现实。再有，城乡用地、农村和农村之间用地的税收差别等等还很难界定。
最后，李铁感慨地说，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探讨，更需要从国家的角度建立一个研究城市发展的部门统筹进行。
日前，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我国城市化质量不高主要在于对人的城市化关注不够，它表现在城市的发展导向见物不见人，官员执政意识存在偏差，以及城市规划的精英思想等方方面面，也让城市发展进入怪圈。”
他明确表示，只有当取消了横亘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政策鸿沟、城乡土地同权了，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城市化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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