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重的现象是，现在由于修路、开矿、建工厂或高尔夫球场等因素，许多林地变成了非林地，根本没办法造林了。
尤其在国家有禁令的情况下，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前年，我去广东佛山某地做森林资源规划。当地竟然提出来，希望在山上建高尔夫球场。我说，那可不行，我作为规划者，根本没法干。
此外，一些地区在解决占用林地问题时，林业部门往往难有作为。虽然国家有规定，占用林地要严格管理，按理说要林业局批准。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个省，如果是省政府批准可以占用，林业局的处境就很为难，能不签字吗？如果拒绝签字，以后怎样在这个省开展工作？我了解到，在不少地方，许多林业部门的领导简直是无奈，只能签字同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由更高一级的部门监管。
法治周末：你发现的这些问题是否也说明，我国还需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引导更好地造林？
罗菊春：目前，在造林方面，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因此缺乏相应的保障。
虽然我国有森林法，但是，却没有针对人工造林的管理法、管理制度。在造林界有一句话：三分造、七分管。现在，很多地方只管三分，不管七分。往往是绿化公司拿了钱栽树，栽完了就拜拜了。造林如今也是“大包分小包”，即便规定了种什么样的树种，最终因为买不全或者买的苗不够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种上了。
由此可见，法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来管？怎么管？
我建议，应该像建筑工程那样，引入监理验收制度。而且监理方应该是第三方专家，避免林业部门验收。
之所以说要避免林业部门验收，主要是防止个别人拿了回扣就不敢说话。
即便是专家验收，也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专家不能是固定的，可以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但必须保证都是能为国家的事业考虑、有良心的、有业务水平的专家。而且，专家要随机决定验收地点—拿张设计图来，我点哪个地方就看哪里。否则，很有可能只看到“面子工程”段，看不到问题。所以，一定不要由利益相关的人来验收，(专家)也不能让当地领导带着作“参观式”的考察。
此外，验收指标也有必要调整。现在往往是看成活率，我认为，要看生长率—不要看活不活，要看活得怎么样。
在实际中，有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一，造林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好的规划应该考虑立地条件，根据不同土壤情况栽种不同的树种。造林面积也不能想当然而定。开矿、修路、搞建筑工程都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对环境肯定有破坏作用，但最需要的是做好规划设计，要生态优先，在工程结束后及时做好生态与环境的修复工作。
第二，即使有造林规划，规划也不科学、不合理，没有征询专家意见。没有通过负责人的专家论证，等于这个规划就是走过场。规划面积、栽什么树等都要经过实地调查，对一些地方而言，这个活没有几年时间根本干不完，绝不可能短时间就出规划。
第三，制定规划的主体缺乏专家。这导致一些地方的规划脱离实际、蛮干。一些地方的造林数据，我看了都害怕。比如，有一个县说要一年造一百多万亩林。我看了他们是怎么造的，(林木)死得够惨的。还有一些地方，当年造林能搞到什么苗就栽什么树，更谈不上适地适树、树种混交、乔木和灌木相结合。
法治周末：每年植树节，包括在许多城市绿化的过程中，“多多益善”的造林成为不少地方的共识。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罗菊春：根据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我国人工林面积目前仍然居于世界第一位，达到6900多万公顷。这是举国之力干了六十几年的成果。
今年2月，国家林业局公布了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清查显示，中国森林覆盖率为21.63%。很多人可能希望，这个数字还能不断往上增长。但是，经过专家们的论证，因为种种因素的限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几乎不可能超过26%。影响森林覆盖率的因素包括：一些地区比如沙漠，不可能长出森林；要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动等。
在一些草原地区，有人说要“退耕还林”，这不科学，应该是“退耕还草”。
法治周末：如今有一些地方，把石头山炸了造林，你对此有何看法？
罗菊春：对一些地方而言，就算种活了，十多年也就玩完了。这是费力不讨好，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本，还未必能有成效。所以，一定要科学造林，不能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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