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林权改革:最后一块计划的“堡垒”开裂

林业工人成幸运儿

    听到消防车凄厉的警报声，42岁的陈玉琢腾地站起来，冲到零下30度的室外。几分钟后，他推门进来，对同伴蒋永彬摆摆手肯定地说：不是去林子方向的。对话的两个男人是伊春市乌马河林业所的林业工人。

    这让人印象深刻。仅仅在8个月前，这种对森林防火的关心之情绝无可能。端着酒杯旁观的王中效心知肚明，“林子现在是他们自己的。”这位伊春市乌马河林业所书记说，“能不关心吗？”

    去年4月底，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伊春市启动了全国首个国有林权的试点改革。这个小兴安岭纵贯全境的森林城市里，商品林地的经营权、林木的所有权和处置权都交给了职工，50年不变，且允许承包林地和林木依法有偿流转。

    陈玉琢、蒋永彬甚至包括王中效都在改革中拥有了自己的林地。

    国有林业被视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这被称为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的“第三次土改”。

    在8万公顷林地上的试点改革能否在伊春400万公顷林地乃至更大面积的推广，仍需观望。在改革之初，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中的林业工人很难相信改革真的来临了。

    林改第一槌

    有半年的时间，35岁的蒋永彬拒绝相信林业所所长和书记关于林权改革的解释———国有商品林的林地承包权将出售给他们这些林业工人，他们对林木拥有自己的处置权。“国有林变成私人的，这太不可想象了。”他说。

    几个月后，2006年4月，在伊春林改启动仪式上，他竞拍下了伊春第一块林地的承包权。他的这次竞买，被伊春林管局称为“林改第一槌”。

    4年前，蒋永彬调入了乌马河林业所，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市区只有5公里，是最近的林业所。14年前，他子承父业成为林业工人，只是，他现在的工作是种树，而非伐木。由于过度采伐，曾经满眼林木的地方已经无木可伐。

    改革的风声很久以前就有所耳闻，蒋永彬并不认为这是真的。他的同事陈玉琢更干脆拒绝，“我可不想几万元打了水漂”。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2005年年底。在一次与工人的对话中，伊春市市长、林业管理局局长许兆君再次承诺改革是有利于林区工人，并当众给犹豫不决的职工们算了一笔账，算账的结果显示，这会是一笔好生意。

    陈玉琢开始相信改革真的来临，“市长这么大的官，怎么可能撒谎？”他说。

    精明的蒋永彬则探听到可能出售的林地，他数次上山勘察，试图寻找一块自己满意的林地，“6万元可是我的全部家当，我不得不小心。”他对记者解释。

    几个月后，林地的评估价出来，蒋永彬看上的那块9.3公顷林地，价格是8.5万元，如果一次性付款，还有28％的优惠。蒋决定选择一次性付款的方式，他要支付62901元。钱成为大问题，此时他每月工资仅200多元，几个月后，才上涨到350元，他的全部积蓄只有4万元。

    他首先需要说服妻子，只有通过妻子，他才能向岳父借到钱。

    妻子首先反对，孩子上学要钱，生活要钱，如果把钱全部投到林地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效益？为了补贴生计，妻子开了一个家庭小旅馆，两个人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为什么要买林子？

    蒋颇有远见地告诉她：就是以后林地转让出去，我们也能挣到十几万，更不用说十年后林子的收益了。妻子被说服后，他又用充满诱惑性的语言对开木材加工厂的岳父说：现在原木紧缺，即使以后我还不了钱，我那林场的木材还能给你提供原料。

    岳父爽快地借钱给他。

    蒋永彬还要得到自己父亲的许可。他知道父亲的软肋所在———希望能为自己9岁的孙子(蒋的儿子)积攒一笔钱。蒋永彬说：“我买下林子，就是为了留给孩子一笔财富，十年后，这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父亲也无法拒绝他的解释。

    2006年4月29日，伊春林权改革在乌马河林业所启动，蒋看上的那块林地第一块被拍出。当时有三四个人表示出购买的意向，蒋永彬说服了与之熟稔的竞购对手，以高出底价2000元的价格拍到承包权。

    其后，陈玉琢也以2.96万的价格拍得10.5公顷土地的承包权。他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借了2万元。和以前借钱不同的是，这次亲人们尤其爽快。“他们相信这是一笔好的投资。”陈玉琢说。

    据伊春市林权改革办公室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12月25日，伊春市8万公顷试点林地承包任务已完成。6623户类似于蒋永彬的林业工人通过各种支付方式获得林地承包权。每户拥有原则上不超过10公顷的林地承包权。

    “试点改革，就是要实现户户有其山、家家有其林的目标。”伊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华景伟说。

    望远镜和警示牌

    拥有自己的林地后，蒋永彬开始了未来规划。不久前，他刚刚完成了5月份种树前的准备，雇人平整了他的9公顷林地，并挖了1万个树坑，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这些坑将被种上树苗。

    这两项投入花费了他4000元。这是他多年来少有的细心工作。

    “在过去，没有人会这样认真工作。”他说，“我们不关心种下的树会不会成活，那和自己没关系。”他过去的最高纪录是每天种下1000棵树，这个速度显然远远超过正常操作水平，树苗的成活率非常低，通常死去。

    如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一样，产权改革前的国有林区效率同样低下。“虽然说职工是林场的主人，但是他们找不到主人的感觉。”一位林业局官员说。

    结果是多年造林不见林。“如果按照正常的成活率，这么多年造的林伊春应该连屋顶上都有树木。”这位官员说。

    令官员头疼的问题不仅限于此。每年春秋两季进入防火季节，刘军就无法入睡。他是翠峦林业局么河林业所所长，不知怎样才能保证他管理的8000多公顷林地万无一失。

    这也是伊春所有林业局官员共同的难题，伊春400万公顷的林地，最多时一个月内发生火情火警40多起。

    同时，由于有80万公顷的林农交错面积。农民毁林开荒、盗伐林木现象时有发生。仅1999年至2003年间，伊春农民毁林开荒面积就累计达3500多亩，以至于后来看到盗伐者，林场职工都熟视无睹。

    产权改革再次证明是“灵丹妙药”。作为15个改革试点的(场)所之一的么河林业所，刘军的工作由处理过去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转变为替那些拥有自家山林的职工寻找短期就能收益的项目。

    现实中，情况正在朝好的方向改变。在林权改革后的十几天春季造林期中，5000公顷荒芜了多年的林地被它们的新主人种上了树苗，还有500多公顷土地退耕还林。

    “到了承包人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了。”刘军说，他也是承包人之一。在这次改革中，他也以2万元的价格，拥有了10公顷的林地。

    么河林业所的工人王铁波在有了林地后，和其他拥有林地的同事们联合起来，轮流看护自己的林地。有的人甚至购买了望远镜，每天从镜头中观察自己林地里的动静。

    更有“凶狠者”在自己的林地前竖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令人心惊肉跳的话：谁敢动我的林子，我就整死谁！这种威慑显然起了作用，在其后的8个月内，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王铁波并没有放出这样的狠话，现在他正忙着培育2万袋木耳，这些木耳不久后将被放置在林间空地上，等待开春以后收获。这个林下经济项目有可能为他带来2万元的收入。

    王的房间摆设简陋，21英寸的康佳牌彩电已是多年前的产品，床头上是20年前流行的卡式录音机。但是这位45岁的内向的林业工人并没有多少抱怨，对于改革，他的评价颇为幽默：那是相当地好。 

    穷则思变

    蒋永彬目睹这个曾经被称为“林子上的城市”如何逐渐失去光彩。在他幼时的记忆中，进入茂密的森林必须互相叫喊，否则就很容易迷路。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伊春是满语的译音，意为“盛产毛皮和衣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