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黄声远，与1986年毕业于东海大学建筑系，1991年获得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曾于洛杉矶EricO.Moss建筑师事务所任专案协理，随后并与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回台湾後曾任教于淡江、华梵、交通大学建筑系，1995年起以中原大学建筑系为教学重心，持续往返宜兰、中坜，身兼教育部公共艺术、台北市都市设计审查委员，及宜兰县都市计划、公共艺术、历史空间、社区营造审议委员，并入选为「天下杂志」五年评选一次之2004年「21位新世代领导者」之一。现为田中央建筑学校/黄声远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推动兰城新月、宜兰河、罗东新林场等都市改造计划，并持续兼任中原建筑系、宜兰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文建会建筑艺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事迹：
没有机制的事务所和全面透明的生活
从宜兰市中心打车到“田中央”所在的建业路428号，大约10分钟。事务所在外观上与周围的农民小楼毫无二致，必须走近看门牌才能知道是哪一栋。按了门铃之后，里面走出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此前通过电话和邮件的谢郭耀。来采访之前，记者打过事务所的座机好几次，每次接电话的都是不同的人，而且都会问是哪里找。他们提供的邮箱地址，也并不是某个负责接待的同事的邮箱，而是整个事务所的公用邮箱。
黄声远是台北人，分别在东海大学和耶鲁大学拿到建筑学学士和硕士文凭，1994年起定居宜兰。起初，为了推进项目，他在研究地方治理上花了不少时间，“也是在那里学视野，否则我也不知道原来台湾的水库、河海工程和矿场是这么搞的，就像再念研究所”。不过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事务所有人管工务、有人管法律事务、有人管财务，他就回到本业，更多在设计方面给意见。
记者：你的事务所一共有多少人？
黄声远：我搞不清楚，要问他们。可能不到30人。曾经有35到40人，有点太多了，我觉得15到25是个不错的数量。但也没办法太挑，因为人是要慢慢养成的。现在人数还蛮稳定，这些人进进出出我也分不清楚，有合伙人在这里项目做了一半，拿到美国的Offer就去深造了，之后要回来也可以回来。
记者：机制上比较灵活。
黄声远：没有机制。事务所10年以上的人超过一半，我们已经比较像亲戚了，我对他们很客气，就算里面有一半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也忘记曾经教过他们了。因为很快发现他们的能力比我强，能把事情搞定。给意见其实不重要，动手很重要，事情确实是他们做掉的，如果你要很凶，那你就自己做啊，我不想过这种日子(笑)。我连把东西收拾好都不行，只是有人脉可以让事情发生，所以很需要另外个性的人把事情真的做到，那才算数。我真的很幸运有他们帮忙。
记者：你在台湾很多大学任教过，现在“田中央”也会带学生，你是什么样的老师？
黄声远：我是非体制内的驻校建筑师，和学生比较亲密，一般只带四五个。现在东海大学会送研究生到工作室来，做一些地方研究，我也会坐火车去中原大学，住在那里和学生聊聊天，还有一些和国外的合作，拿宜兰当研究题目。我现在太慈祥了，对学生很好，找个年轻人当老师，效果会比较好，否则他们东西都不好好做。有两次我都引咎辞职，因为花的时间不够多，回馈也不够，学生做出来东西不够好。可能现在我中年一过，见山又是山，讲的东西太简单了，学生没兴趣(笑)。
我也是宜兰大学的正教授哎，台湾奇迹。我根本只是硕士而已，也没有论文，但是因为有作品，糊里糊涂升等了。有些老师，对教育特别花心思，但是论文就少，我就帮他写报告推荐，否则他永远没法升等。不过要首先确定他是好人，这在台湾一点也不难，小地方，谁会不知道啊。
记者：现在事务所有执行长，你是不是仍然每个项目都参与讨论？
黄声远：有哎，但我是被动的，他们有问题来问我，会故意把做的东西放在我会经过的路边，如果我走过都没有说话，就代表没事。我在外面跑得比较多，知道有哪些是人家已经试过的，所以大家也都希望我先看一下，免得白做。大多数同事还是希望我在事务所多待，一般公司大家都不希望老板在，我们相反。我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出去之前就会一直被抓住。有时候我就等我小孩睡了再回来。我还是很像在学校当老师，讲个大概，给点意见，但不会坚持。我们很有默契，我很喜欢这样。
我觉得城乡不是按照密度和样子分的，我们很早就决定，我的合约是全部公开的，财务和时间也是公开的，比较像农家，大家换工，没有秘密。我连我们同事的工作怎么分配，也没有命令，大家协调来做，互相教育。如果他缺这个能力，我们反而让他先做这个，有人教他，这样整体水准可以向上拉。而且宜兰地方小，如果有个案子碰到问题，有经验的就马上去看。有制度的公司不是这样，一般的案子他就给你一个中级的人来做，做不来就不上不下的。人在第一次做事的时候是很认真、很细腻的，可是又可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全部人一起上。我们细腻度和层次都和这个有关。
记者：所以虽然你是事务所的老大，但并不是一般以为的做决定的人。
黄声远：搞不好我是历史上最舒服的建筑师，他们也很宠我，知道我不太会真的做决定。我们经历过戒严时代的，从小被人做了很多决定，所以当你今天有机会做决定，还是不想替别人把决定做掉。我们很多项目都没做完，这里也是没弄完就搬进来，我期待它自己生生不息。我不太会在工地上发表意见，我要维持他们的权威，如果我在现场讲话就糟糕了，而且我是中间插进去的，也可能讲得很白目。讲难听就是，我挑我喜欢的事情做，其他的由他们补起来，往好的方面想，如果那些事情刚好也是他们很想做的，就最好了。
记者：为什么我每次打事务所总机过来，接电话的都不是同一个人？
黄声远：我没有固定总机，没有固定助理，电话是随便接的。混着接电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旁边人的情绪，也都知道旁边人在做什么，可以互相照应。不过我也得忍受我的行程是混乱的，但非做不可的事情，一定会有外力推动的，不会漏掉。
我在练习一件事情，我的手机、所有私人信息是和办公室里的电脑连着的，我没有私人信箱，短信全部公开，办公室的人会看到，所以我和我小孩说不要照我裸照。因为要有人帮我处理事情，谁来管无所谓，总之这个事情不能掉地上。我唯一要忍受的是做一个没有私密性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私密可言，也蛮好的。唯一比较私密的是比如现在我们坐下来聊天，可是我通常都假设有人在听，当作全面的透明。我一样过得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