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1969－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习近平
1975－197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1979－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
1982－1983年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
1983－1985年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1985－1988年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1988－1990年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0－1993年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3－1995年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5－1996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6－1999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1999－2000年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2000－2002年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8－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2002年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习近平从政之路(20张)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2002－2003年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
2003－2007年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7－2007年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主要事迹：
这座石灰岩体中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溶洞。正是在这些溶洞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远古人类制作的石制工具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使得万寿岩身价倍增。
“这一遗址的发现，把福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这里发现的人工石铺地面，属全国首次，世界罕见，被誉为‘人类最早的建筑‘；石器的制作方法、生活形态的相似性，证明了闽台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说起万寿岩遗址的重大价值，三明市文新局副局长苏世斌如数家珍。
然而，这个号称“南方周口店”的史前遗址，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
今年86岁高龄的王远林老人回忆，当年万寿岩岩上有奇花异草，岩底有流水叮咚，一直是村民的钟爱之地。
由于万寿岩岩石中含有炼钢工艺所必需的一种矿石，上世纪80年代，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岩前村民担心矿山的开采会影响遗址保护，于是推选出村里五位离退休老师奔走呼吁。
王远林老人就是当年的“五老叟”之一。他回忆，从1998年6月起，他们不断与三钢进行协商，要求停止开采，同时向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等各级部门发出了抢救万寿岩文物古迹的呼吁书。
多番努力，终获回报。考古工作人员从1999年9月开始，先后对万寿岩遗址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开始工作后，“五老叟”也每天都跟着考古队跑上跑下，端茶送水，节假日还自发到考古现场值守。
然而，矿石开采还在继续，遗址保护危机尚未过去。
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
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他要求，“三明市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洞穴遗址群的保护；协调、帮助三明钢铁厂尽快在异地选定新采矿点，做到保护文物和发展生产两不误”，同时，决定由省财政拨款50万元，用于遗址群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
时隔不到一个月，1月25日，习近平在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保护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意见》上再次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商，做出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
习近平批示后不久，三钢马上落实，以大局为重，全面停止了在万寿岩的爆破开采，异地选定了新的采矿点，而用别处的矿石，每吨成本要高出15元。
“矿石易找，文物难求。当年领导能舍弃一时经济利益，毅然决定支持保护遗址，没有惊人睿智和长远战略眼光，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王远林感叹。
此后，万寿岩遗址保护工作提速，并取得重大进展。2001年3月，万寿岩遗址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6月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如今，经历了纷繁喧嚣的万寿岩归于平静。2013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寿岩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目前正在推进建设工作。
在省长任上，虽然谋发展抓建设等工作极为繁忙，但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仍然高度重视，并经常关心过问。
上世纪90年代末，“奇秀甲于东南”的武夷山开始申报世界遗产。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十分关注申报的进展，并积极协调推动有关工作。
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了我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时任代省长习近平致信祝贺。
世界遗产，既要利用，更要保护。申遗成功后，为“双世遗”立法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9月29日，时任省长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了有关武夷山“双世遗”保护的条例。此后，经多次修改，《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于2002年5月31日经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如今，每年都有数百万中外游客畅游武夷山，领略世界遗产奇秀风光，感受厚重历史文化。
继武夷山之后，我省又有福建土楼、中国丹霞(泰宁)荣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此外，我省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闽浙木拱廊桥、鼓浪屿、三坊七巷、闽南红砖建筑等5个项目，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福建省文物局副局长舒琳介绍，目前，我省已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7处291个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4处，形成了国家、省和市、县(区)三级文物的有效保护体系。此外，近年来在涉台文物保护、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及大遗址保护等方面，福建也是成果喜人。
建章立制：为留住文化根脉奠定法制和制度基础，让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有序推进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
这样美好的居留，有赖于城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保障，也有赖于城市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保护城市历史和文化，不仅需要一次次“该出手就出手”的单项行动，更需要不因人事更迭而变易、能管长远能保长效的制度建设。
这就是机制、法制的力量。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闽工作期间，习近平着眼长远，着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法制化，他为此做了多项开创性探索和实践。
现今的福州文博界，传颂着“四个一”(一个局、一个队、一颗印、一百万元)的佳话，而这正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拍板解决的事。
20多年过去，“四个一”彰显的大胆创新精神，依旧熠熠生辉；“四个一”发挥的效应，依然惠泽长远。
“四个一”的源头则要回溯到24年前的春天--1991年3月10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委市政府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议。
参加了是次会议的黄启权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年福州市要办好7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
正是由这7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