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郑勇平，男。浙江森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南京林业大学林学专业研究生，教授级高工，浙江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林学院林学系主任、总支书记、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站长、总支书记，期间被授予浙江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主要事迹：
如果不是绿大地骗局，或许极少人会关注到园林绿化行业。
3月，中国园林绿化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绿大地”，002200.SZ）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资本市场一片哗然。
尽管人们首先关注的是资本市场的监管问题，最后将焦点放在园林绿化行业本身的目光依然寥寥，但作为园林绿化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绿大地给它的同行们带来的震撼可以想象。
事实上，除却资本市场的监管缺失，企业、中介机构的诚信危机之外，园林绿化行业本身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产业链较为低端，大多缺乏好的商业模式和好的技术团队，虽是园林绿化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但所有这些问题在绿大地仍然突出。起步于苗木种植及销售的绿大地，苗木品种虽多，但缺乏良种，创新不足，谋求转型升级的步伐仍显缓慢。
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多达14000家乃至最大的82家园林企业中。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整个中国农林行业的现状：进入的门槛很低，但现代化很难。
郑勇平，从业者之一。这位前教授、原正处级官员，现在的民资企业董事长，一心“现代化”，终于让自己的企业跟国际“基本接轨”，却猛然发现国家“政策都不配套”。
他说，他的农业现代化，“很悲壮”。
森禾十年
“如果我们国家农业不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几乎不可能。”浙江森禾种业董事长郑勇平回忆他的创业初衷。
2000年，森禾起步于种苗培育。起步之初，森禾与绿大地的主业相似，曾经是竞争对手，但10年之后，森禾已经转型升级为集苗木培育、园林设计、项目施工为一体的花卉绿化服务商，尤其在花卉、苗木培育方面，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2010年森禾获得了国际园艺协会的“银玫瑰奖”。比较准确的概括大概是：“与国际基本接轨了。”
这十年中，从临危受命被指派担任这家原国资企业的负责人，到改制后成为这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郑勇平这样概括：终于用商业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专业理想，甚至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样本。
这是森禾的十年，但更像是他个人的十年。
遗憾的是，这个样本没有多少可复制性。缺乏好的外部宏观环境，在一个低水平、初级、无序的竞争行业里脱颖而出，更多时候不是企业的胜利，而是企业家个人的胜利。
这种胜利很难复制。
郑勇平当然有他的特殊优势。林学院教授出身，当过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站长。他因此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政府背景，在林业系统有广泛的人脉。当然他也有浙江人商业的敏感性，“一个产品出来，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会有哪些人喜欢，哪些人不喜欢，而不需要做太多的市场调研”。
“最重要的是，我能实事求是，对人性看得通透。”他当然有很高的智商，但情商更高，熟悉他的人评价他为“公关天才”。他并不讳言，对国家的整个运行规则，当前的社会现状，人们的心理状态，人性的弱点，有通透的理解和认识。而对于这一切，他有很好的合作态度。是以，能够长袖善舞，深谙什么场合该怎么说、怎么做。他也很讲义气，有做人的原则，当然也很会于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自我剖析当然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只是接受采访的那一天，他喝多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森禾自己解决了几乎所有问题：没钱，融资融进来了；没技术人员，培养出来了；没品种，自己育出来了；没基础，自己搭建起来了。
但有一个坎儿，令郑勇平终于觉得难迈各方对他企业的“待遇”：“我究竟做的是工业企业还是农业企业呢？几乎所有的评判标准全把我们当成工业企业来对待。作为一个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竞争，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郑勇平坦言，假如森禾起步的时候不是国有企业（后改制为民资），假如当时浙江省的各级政府不是这么重视，根本连三年都挺不过，农业现代化的企业，大多数在三到五年内基本玩完，因为在三年之内不可能出来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光着屁股坐花轿”
郑勇平所说的“待遇”问题，究竟是指什么？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农业宏观政策特别是一些金融政策上。不仅是园林花卉行业，而是所有的种植行业，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上都面临一些重大问题。如果这个层面上的问题不处理，现代化很困难。”郑勇平说。
作为政府，对一个企业发展真正的扶持不外乎：税收、补贴、信贷。
“目前国家对重点龙头农林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种苗企业实施了税收优惠制，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农业企业都与工业企业同一标准，这肯定不对。再一个，农业的补贴，使用效率太低太低了，普惠制的补贴等于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连个波浪都看不见。”郑勇平认为，在国家目前的体制下，应该大力扶持龙头农业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下订单，带动农民的发展。
更大的问题出在金融政策上。
“你投资了1～2个亿去建温室，想去抵押贷款，银行说温室是专用设备不能抵押；农业的另一个最大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道路、水利设施等等，但这些都没有产权证，也没法抵押。最大的两块投入在这里，都盘活不了，死了。”郑勇平说。
还有一点，更是农业企业的死穴：产品库存。“（银行）认为现在你的库存是活的，但明天死了一株苗木怎么办？又盘不活。”郑勇平说，这是他们最大的障碍，没有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现代化可以说是“没法做”。
还有保险问题。“国家很重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也推行，但我们保得起吗？投资400万、500万的温室，担保一年的保费是75万，保个五六年的时间，一个温室就没了，我宁可让台风吹掉，也不可能去保，五六年的时间可能还遇不上台风呢。”郑勇平认为，这也应由国家出台政策来解决。
农业跟金融资本的结合这也当然非常重要。“但假如你有了钱，你愿意投资农业吗？”郑勇平问。
农业靠天吃饭，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农业太需要投资了，但我们要说服金融资本很难。”
这两年，郑勇平一直在与金融资本打交道。“但当他们想要给你投资的时候，发现这个事情把握不住，投进来以后，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今天说天气不好了，明天说销售不了了，后天说是烂掉了，根本就没法控制，所以想投也不敢投。”
采访的当天，郑勇平说，这是很久以来他最高兴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他终于说服了一家金融资本给他投资。那天，他喝了不少。
他依然觉得自己很悲壮的。“至今我已经做得跟国际基本接轨了，但再回过头来看，发现国家政策都不配套，我做的现代化很悲壮。中国的农业高科技、农业现代化的企业，基本是光着屁股坐花轿，把你抬得高高的，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靠你自己自生自灭。”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细胞和机器应该是企业，但现实是，“企业更像是仆人”。“即使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有几个当领导的人像我这么傻跑去做农业企业？”他调侃说，假如依然维持目前的行政体制和企业体系现状，再来一次选择的机会，他可能不会选择做农业企业了。
“待在体制里，只要不贪，作风正派一点，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又或者假如他没有选择农林行业，是不是悲情的色彩少一些？
这无法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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