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用系统思想指导生态环境建设

个人简介：

刘勇，1982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业专业，1987获美国Idaho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林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北京林业大学造林教研室主任、林业系副主任、资源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期从事森林培育学研究，尤其在林木种苗培育理论与技术方面有深厚的造诣。由他参与主持和主要参加完成的“大兴安岭主要针叶树种移植容器苗培育技术与造林效果的研究”；“稀土微肥在兴安落叶松育苗中应用技术与机理的研究”；“大型苗圃标准化育苗技术及机理的研究”；“苗木全封闭造林技术的研究” 等四项成果分别于1991、1992、1995和1997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些成果解决了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在1987年特大森林火灾后造林、种苗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加快了火烧迹地更新进程，并创直接经济效益数百万元。

主要事迹：

生态环境建设关键在人

刘教授说，生态环境出现问题是综合原因造成。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过速增长，对物质生活过度追求和奢侈消费。既然是综合原因造成的，也应该进行综合治理，要由全社会方方面面参与才能治理好。生态建设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不解决人的问题，单纯地治理生态，就是治标不治本。

刘教授认为，种树、种草、修坝，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生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乱砍滥伐的现象？是因为社会都需要。不少人都非常欣赏模特穿着皮草在Ｔ台上走来走去。这在诱导人们猎杀更多的野生动物。藏羚羊被猎杀，就是因为皮毛很好。如果没有社会需要，就不会有人盗猎。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文化问题。翻翻字典，熊掌的解释是什么？脂肪多、味美，极为珍贵的食品；鱼翅是什么？字典的解释是珍贵的食品。人们把鲨鱼捞出来将鳍割掉，再放回海里。这是社会问题。刘教授说，如果不从社会文化角度来改变，生态环境建设有可能建得多、但是毁坏的也很多。

决策者要有系统思想

刘教授说，生态建设有三个层次。其中的技术是最低层次。最重要的是以系统思想为指导，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社会是政府主导的社会，领导的决策非常关键。

他指出，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的引领。决策者要有系统思想。领导人责任重大，因为决策不当会出现严重的、不可挽回的问题。复杂系统非常非常不可预测，领导切记要慎重。有可能一个小的决策会导致天大的结果，有可能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建立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刘教授说，生态环境与人紧密相关。人的行为方式、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直接的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不当就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损害。有法律、有监察人员，但环境仍在继续受到破坏。这是文化的问题。生态环境要得到根本改善，就必须建立一种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否则再多的环保法也不管用，再多的环境监测人员也不管用。

要彻底摒弃过度的物质追求。刘教授说，每个人都有物质需求，但对物质无度的追求就是人性的堕落、无耻，连动物都不如。动物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后不会挥霍，不会滥杀无辜，不会暴殄天物。而没有道德水平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国标准来生活，那么需要多少个地球？有人说需要5个，有人说需要10个。刘教授说，1个地球肯定不够。而现在的发展方式恰恰是扩大需求、扩大消费。这是不可持续的。要把过多的物质追求引导到精神追求上，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形成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才是生态环境的根本。

生态环境要靠综合治理

刘教授是森林培育学专家。他说，生态环境要靠综合治理。首先是参与式土地利用技术。在土地管理部门的统筹下，林业、农业、水保、畜牧各个部门参与。特别强调农民的参与。过去生态环境建设，农民虽然参与了，但参与的是最末端的工作。其实，从一开始就要参与。哪里种树、哪里放羊，哪里是砍柴的地方。使农民看到前景，他种的树他才会关心、才会保护。

刘教授指出，要重视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根据小流域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措施。边远地区可以封山育林，坡陡的地方可采用另外的方法治理；要推广生态环境项目管理技术。生态环境建设更多的是通过大项目来推进的，项目能不能管理好至关重要。过去的项目管理水平不高，导致了一流技术、二流三流效果，没有达到治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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