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王澍，男，1963年11月生，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5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工作。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2012年2月27日获得了2012年普里兹克建筑学奖，成为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个中国公民。
主要事迹：
20年前，新疆人王澍逐渐习惯了西湖边的生活，他还是一个美术学院校产公司的职员，后来他设计了这所学校新的校区。2年前，他公开展示了改变未来城镇化人居的野心。在上海世博园内，王澍设计的城市实践区项目为他赢得国际性的赞誉。今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中国公民，该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在西方受教的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获奖后，加速成为了全世界文化类建筑蓝图的执笔者。
世博园中王澍从宁波滕头村移植的建筑形态，被评委会认为是“讨论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而这与正在蔓延的中国城市化争论有关。王在1980年代就在思考这类关系。他还在东南大学读本科时，一年暑假，花了21天读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身处在火炉南京，他经常坐在寝室床上一动不动。王澍曾经更多自视为一个思辨者的角色。在他的课堂里，学生要写毛笔字，读《庄子》《老子》，下农村考察。他的思辨带有批判性，很多时候外界看来也意味着边缘化。
王本人并不同意自己被贴上完全学院派的标签。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属于在企业里面闹革命的那种，而不只是简单的学院派……我越到后来越有很大的疑问，我不仅是反学院，我甚至是反所谓的建筑学的建筑师，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我的工作室的名字叫做业余建筑工作室。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对整个学科的质疑。”
当时，滕头村对未来的勾勒已经不缺少呼应。在世博园隔江的一角，湖南企业家张跃工程师36小时内建造起企业场馆。他运用了公司自行设计的结构和材料。张过去的独特形象在于不通过贷款迅速扩张他的中央空调制造线，但政府仍然决定支持或投资他的事业。当时张跃清晰地表明，远大集团的业务将从室内空间扩展到这种空间的构建。张称之为“可持续性建筑”。今年他希望在国内至少签订五个大区销售商，年内建成1000万平方米。在这之前，关于他要用这种技术建造亚洲第一高楼的项目信息已经广为传播。这是否会在政策和市场间达成平衡，目前还是未知数。
至少从学术文献上看，中国建筑业还没有系统性的讨论过下一个20年。在欧洲和北美，建筑业应对2030年挑战的提法已经屡见不鲜。欧洲建筑界技术平台（ECTP）2005年就发布了远景，他们认为未来的当地建筑业将由需求和知识推动。而几年前加拿大进行的“挑战2030”建筑设计比赛，则鲜明地将能耗危机摆上台面。
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政府仍然是建筑人居领域最大的“甲方”。城镇化还有多大空间，城市和乡村的格局将如何演变，现在还没有刚性的政策。在今年国庆以前，国务院副总理又向省部级官员专门讲授了一堂城镇化课程，他认为中国将从现有约50%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到发达国家普遍的70%左右。在下一段浪潮中，王澍的个人参与也许仅停留在画面中的几帧里，但他的想法代表了领域内一定范围内的共识。
“人造归属感”都是失败的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今后20年中国城市建筑，尤其是居住类建筑的发展的？以及建筑师生存方式，空间利用，材料使用和城市化后果？
王澍：前些年，社会上流行大房子，现在这样的房子少了，政府也意识到了问题，小房子、廉租房等等都更加多地出现。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现在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现有城市规模的控制。城市化在我国已经饱和了，我们拥有数量非常多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是世界级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制扩张，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城市有个运行费用的问题，到了一定规模，它再也无法维持自身的费用。我们现在的城市运行费用，如果没有来自房地产业的收益，很难维持。这样的状态其实类似在吸毒，它是不可能持续的。现在我国的农业用地已经达到下限了，房地产业的圈地方式必须要停止。在这样的前提下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对比日本。日本当年也是一样，大家都想住在城市里，买大房子。现在，在东京能买个几十平方的房子，就很开心了。
第二个，是乡村再建设。在我看来，乡村生活是更可持续、更生态也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它是自给自足的，消耗很少。但现在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向往城市的。一个村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学生，就马上移居到城市了。所以乡村再建设需要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大转化。我们要建立一种乡村和城市同等价值的观念。德国就是这样，它有许多的人是住在乡下的，乡村建设得很好，大家不会觉得低人一等。
观念的转化，涉及到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化。一直以来是农村支援城市，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农村的失血上的。要怎样破除二元化，它也必然需要政策性的调整，比如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但是政策调整这个事情会有很多种方面的影响，没那么简单，我也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另外，乡村再建设也是一个文化归属感重建的过程。整个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史在“人造归属感”上的努力，都是失败了的。那些新建的城区，都是“睡城”，居民只是晚上回来睡个觉的，平时仍然都去老城活动，造成老城的拥堵。这也就是我说的城市郊区化的意思。
记者：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是建筑规划业最大的甲方，但理论上也可以说政府是公共意志的执行者，你现在依然在中国美术学院任二级学院负责人，还有很多建筑师在国企或事业单位体制下工作，你怎么看待未来中国建筑师的生存问题？
王澍：建筑师把自己定位成专业人士、服务业人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中国的发展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破坏那么大，为什么没有人愤怒？这是因为建筑师普遍不思考。他们是这个社会潮流的同谋。
将来的变化发展，需要的是从下到上的觉醒，很多问题是体制解决不了的，要求的是思想上的变革。未来建筑师的生存方式会不会更好，我不敢说，但是会更多元。当年我开始做我的业余建筑工作室时，几乎没有同类，但现在渐渐就多起来了，将来会有更多的独立工作室，有更多的独立性、“业余性”。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第一位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国本土建筑师。2012年成为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
“用新方法继承传统”
记者：比起设计主体，很多人更期待今后建筑业在空间、材料使用上的发展。也已经有企业愿意为之下注投资，他们在推动政策和补贴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但也有人说这种政策推动很难持续。
王澍：（城市建筑的）基本原则是节约。这也是由资源缺乏而被迫采取的。现在许多的高科技材料都是高能耗的。其实在欧洲这种高能耗建筑是很多的，这是中国不能模仿的。然后是要能反映当地的文化和气候特征。 至于材料科技上的更新，其实对建筑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建筑是一门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绝大多数建筑是给人住的，所以一定会比较谨慎，不会轻易采用新材料。把对未来的期待完全寄托在材料科技发展上是有问题的，不能指望技术一更新，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
记者：我们假设近20年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既定模式，比如说它存在一个政府不得不寻觅级差地租的问题，还有户籍和社保等相对滞后的制度，如果按照现有这种强大额模式发展，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王澍：后果很难预料。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大幅增长阶段，但这样的繁荣是很难持续的，增长的停滞必然会到来。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要转移。在前面阶段的城市发展中，该有的硬件我们已经都有了，但是我们的软件很差。城市都是车行的城市，不是步行的，人找不到可以好好走的路，都是给车走。其实参考全世界，这样的失败先例很多，西方一些大城市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实行改善，我们还在重蹈覆辙。所以不出10年，城市发展模式一定会变。
在中国城市化后果的种种可能性中，最差的是拉美化，也就是贫富分裂。乡村的人持续涌进城市，但是城市无法妥善容纳他们，于是出现大量的贫民窟。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说，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是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
记者：具体地分析呢？中国每天都在改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有哪些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影响和限制未来建筑人居发展？
王澍：在中国这样的权力集中的地方，国家级的战略决策非常重要。现在国家经常提发展文化，但这种发展以大量拆除为前提，这种状况让我毛骨悚然。比如新农村建设，它是鼓励拆除的，它会补贴那种拆除行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无条件地停止拆除，不带任何附加规则，必须马上停止。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的作为非常重要。我做这一行，也会接触很多弱势群体，他们普遍没这方面的意识。也有的人在农村苦苦守护，但是他们很无力，需要外界支援。这两年讨论国学的人多了起来，但这是虚的，无法在现实层面影响传统生活方式。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去呼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中国获得尊严。
记者：你是否有一些我们可以体验的作品，已经在试图表达20年后中国建筑人居的应有范式？
王澍：我设计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其实就是一次对未来中国城市建筑生态的尝试。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把象山校区的建筑群排得那么紧凑，中国其它高校通常都是零散的建筑，中间大片的草地，为什么我不那么做呢？因为我考虑到了中国的高密度人口。我考虑的不仅是学校里的这些人，这个校园的设计是具有通用性的。另外象山校区在材料的使用上坚持低能耗的原则，它是用新方法去继承传统。我们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这前提下，如何保持好的环境呢？大草地这种做法就不合适了。之前我做过一个商品房项目“垂直院宅”（钱江时代），设计时就给每户都留了一个几平方的阳台用来做一些绿化。在资源限制下，用私人小花园代替大花园，这样就挺好。我带学生做过一个调研，结果发现整个杭州城，不需要有超过8层的建筑，前提就是建筑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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