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鹏：饭熟了，就在家里吃饭吧

刘长鹏绝对应该穿唐装。

他身上这件橘色的外套虽然随性，却略显轻佻，与粗放修剪的络腮胡，举手投足的儒雅格格不入。虽然刘长鹏自称是个苗贩子，我却从他身上读到了某种大师的气质，甚至单从颜值上讲，他也堪称苗木界的冯唐。

杭州萧山衙前镇金禾园艺场 刘长鹏

在多数苗木人都在关注生意怎么做，产品怎么销，账款怎么收的时下，刘长鹏关心的却是因农药超负荷使用而破坏的土壤和水系；追逐利益的市场风气给乡土树种的发展带来的阻碍；苗木经纪人的职业道德如何规范？协会和联盟能否起到引导苗农种植的作用？网站媒体是否应该把重心投向技术领域，以指导苗农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这是操的哪门子闲心！”天空飘来一句画外音。

一个秋日的上午，我站在金禾园艺二楼，窗外是车来人往，尘土飞扬的萧山花木城，追逐利益的本质让这座花木之城显得浮躁而慌乱。而我与刘长鹏对面而坐，烫起浓香的正山小种，听他娓娓道来过往的经历，人生的体悟，时而畅想，时而沉默，时而妙语连珠，阳光从直晒转向西斜，而我也终于知道，这个进入行业仅仅五年的所谓“苗贩子”身上，缘何会有一种近似于“大师”的独特气质。

刘长鹏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三省交汇，历史悠久，大别山麓，一个穷地方。十几岁离开家乡，只身去外省闯荡。那是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年代，城市日新月异，每一条街道都在歌唱着《春天的故事》，而少年刘长鹏也在一座大城市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

从海鲜市场担货的“小扁担”，饭店里端盘子刷碗的伙计，到倒卖旧书、推销商品的流窜小贩……在上海的八年时间里，刘长鹏几乎干遍了这座城市最底层的工种。如果当时你身在上海，你会在几乎所有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他，挨个宿舍向大学生们推销伪劣的派克钢笔，甚至在某些课堂的后座，你也会发现他混迹其中，认真地偷听某个教授不明所以的演讲。如果你当时身在上海，你会在很多单位、学校的图书馆里见到他，因为随着城市的扩建，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被废弃，而他以废纸的价格收购所有图书，转手卖给需要的人。所以你也会在街角弄堂、立交桥下的旧书摊上看到他，看他忙活着帮顾客挑书选书，用浓厚的乡音诠释着自己的读后观感，然后喜滋滋地数着几块、十几块的收入。如果你在那时候的上海，你会看到他一手翻颠着大锅，一手挥舞着锅铲，给顾客送上一盘盘可口的饭菜，而在午后的闲暇时光里，蜷卧在饭店一角，怀抱着挚爱的旧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从走出山村，白纸一张的少年，长成阅历丰富，满腹杂书的青年，刘长鹏的人生似乎从没有做过主动的选择。他在时代的洪流里似一条倔强的直线，在河流的底层平缓生长，那些在周遭不停上演的起伏跌宕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只是将根系牢牢地扎在书本的土壤里，一边贪婪地汲取营养，一边静静地看。

新世纪伊始，离开上海，来到宁波的刘长鹏，收获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从社会底层的杂工，跃升为年收入十几万的城市白领，这是一次厚积薄发的超越。而与此同时，刘长鹏的弟弟刘长磊在2005年来到杭州萧山花木城，在这座刚刚兴起的花木之乡，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闯荡。刘长磊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在苗木经纪人的领域闯出一片天地，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2012年，在宁波工作了八年的刘长鹏来到萧山，加入了弟弟的金禾园艺场。“当时弟弟这边生意忙，他喊我过来帮忙，我想着自家兄弟在一块好有个照应，就辞掉工作来萧山了。”刘长鹏笑言，“这么多年来，我其实都没主动选择过，都是被推着往前走的。”而习惯了被动的刘长鹏，也从刚开始的苗圃管理，转向了苗木经纪人的工作。这个需要懂得市场、财务、物流、储存、施工、工艺、成本控制、苗木习性等诸多领域，链接苗农、苗商、采购者、工程方的繁杂工作，刘长鹏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我喜欢跟苗农打交道，大家一起谈天说地，聊着聊着不但交了朋友，很多生意也就顺理成章地做成了。”

迅速融入圈子的刘长鹏也用短短的时间证明了自己，不仅让金禾园艺场的销售量节节攀升，同时也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并担任了萧山区花卉协会花木经纪人分会副秘书长的角色。这似乎又是他人生中一次“被动”的攀升，面对生活境遇的巨大改变，刘长鹏却平静地说，现在的他，“感觉更平淡了，高兴也少了，悲伤也少了。” 说起未来，刘长鹏笑道：“如果有足够的钱，我就回老家，按照自己的想法造一个园子；或者办一所园林大学，自己来当校长。”

这是一条奇特的人生轨迹，一个走出大山的孩子，在无数的阅读与社会的磨砺中，修炼出一颗无比坚固的内核。这似乎有某种来自远古的传承，亦或许来自天然的秉性。如今的刘长鹏，无论世间变化，境遇起伏，都能身处其间，随波逐流，独享一片清凉自在。

此时，茶已凉，刘长鹏说：“饭熟了，就在家里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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