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周干峙，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江苏苏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家建委副处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规划局代局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建筑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建设部副部长、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现任建设部特邀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屋顶绿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杭州世界屋顶绿化大会名誉主席，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付理事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
主要事迹：
唐山、天津：从算账到规划
“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道德律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周干峙又很快被派去做唐山的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我们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住在里面抓唐山的救灾规划。”唐山的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天津的问题提出来了。
天津震后没有唐山死的人多，当时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唐山的救灾。二三十万的难民没有地方住，所以震后建设部的重点任务是恢复重建唐山。搞了两年后，有领导发现天津的经济损失很大，大过唐山。尤其是天津住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的“三级跳坑”问题十分严重。领导马上指出：不光要支援唐山，还要支援天津。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规划组组长的周干峙，马上带人从唐山转到天津。
到了那里，周干峙才知道天津的救灾规划为什么天津市自己做不了。当时天津有规划局和计委，按照分工，震后规划盖多少房子，盖在哪里，首先由计委做计划，其次由规划局做具体规划。可搞计划的人不掌握图纸资料，不了解损失现状，坏了多少房子、多少管道，花多少钱都不知道。周干峙带领的工作组开赴天津后，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根据规划局的资料基础，把救灾规划所需要的资金算出来。
“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要24.6亿元，每年要投入8.2亿元，分3年完成。”
这笔资金报送中央批下来后，紧接着来的是房子怎么盖、盖在哪、盖什么样的房子等一系列规划问题。于是，周干峙又被留下来当了天津市的规划局局长。如此又是两年——周干峙在天津呆了四年，重塑震后的天津新形象。
在不远的前方，一个更为艰巨而崭新的城市规划任务还在等待着他。
深圳：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
与西安和天津截然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的规划几乎从零开始。
1979年，深圳由原来一个不到1万人的小县城升级为地区一级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国家建委决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刚刚结束天津唐山震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被派往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
“历史证明，深圳的城市规划是成功的，幸亏有这个规划，深圳才有今日的发展”，谈起深圳特区的规划工作，周干峙难掩激动，“说来话长，它解决了新的问题，积累了新的经验，特别是在深圳，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通力合作，整个规划是大家一笔一划地深入探讨、设计出来的”。
“深圳最成功的一条，我觉得是当时的行政领导跟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密切结合，事无巨细，共同商量，现在较少能做到这一点。”
讲到当时的行政领导，周干峙一下子就点出来三个，市委书记梁湘、市长周鼎、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罗昌仁。周干峙本人由国家建委主任谷牧直接派去，当时虽然没有总规划师的头衔，但他却实际承担着深圳市总规划师的角色。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可周干峙从专业角度一算，发现对于深圳这样未来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36平方公里的土地放70万人太少，实际规划按100万人做，考虑到特区的流动人口，再考虑到交通，事实上将规模做成了一个不断滚动的“活的概念”。最后，当他按120万人规划、160万人可延展，画出规划图后，同样没人反对。
确定了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五个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调节，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规划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了空间、节约了成本。
在深圳的规划、建设中，专家与官员配合良好的例子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