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王如松，江苏南京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工作。
主要事迹：
王如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采访中，王如松抛出了“环境容量过载”、“生态物业管理”、“官员离任要接受生态审计”等众多新锐的观点，并批评当前很多地方的建设项目环评制度“形同虚设”。
谈生态：生态系统消化不良
“如今很流行"城市病"这个词，确实，如今我国很多城市的生态系统可以说"全身都是病"。”王如松对此打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例如湿地的大量减少，导致工矿企业排放出来的污水得不到净化，这就好比人体的肾功能的衰竭。而城市绿地和植被多样性正在不断下降，就等于人体的肺功能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自然原本自身的排污系统，好比人体的消化系统，但由于地表硬化，污水无法经过植被和土壤的净化再回到土地里面，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消化不良。”
除此外，还有生态中的脉络，“像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一直到七环，好比人体的脉络，交通拥堵不堪，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就跟着来了。”
追源头：不能光盯典型排放物
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但王如松指出，对于环境的理解，目前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一提环境大家就把目光盯在污染物的排放上，很多人以为环境出了问题，就是污染造成的。其实环境变差绝不仅仅是因为污染，例如雾霾，是不是所有污染物排放都达标了，雾霾就能够降下来了？不一定。”
这是因为，环境问题既是污染物排放和净化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也是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人类活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说，我们目前的环境管理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基本上是重视部分的点源和面源污染，例如典型污染物、典型的排污企业等，但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容量已经过载，生态服务功能已经低于一定限度了，那么，即使这些污染物、污染源都控制住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定能变好。”
所以，在王如松看来，如果国家要花大力气整治雾霾天，不能再走过去污染治理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片面、局部的治理模式，应该从整个生态系统着眼，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的路径来设计治理方案。
要问责：官员离任接受生态审计
“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环境突然恶化得这么厉害了？”王如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体制是条块分割的。“例如发改委重点是搞经济社会发展的，而环保部门主要管点源污染和末端治理的，在环境管理的问题上，这两个部门的关系是割裂的。”
王如松再次以河北省为例说明问题，“像河北一个省的产钢量目前是欧盟28个国家产量的总和，但河北省的面积只是欧盟的二十二分之一，人口只是他们的四分之一，这好比欧盟把所有的工业都集中到伦敦附近，伦敦能吃得消吗？那么，当年的产业结构为什么能这样布局？我觉得国家发改委有责任，地方政府也有责任。”
王如松尖锐地指出，现在很多部门、很多领导只是把环境、生态当成一个口号喊，没有落实到产业链上，没有落实到人的行为上。“包括很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虽然如今每个大项目上马前都经过环境影响评价，但是环境影响评价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都是说，"如果采取什么什么措施，本项目是可行的"。但就是这个"如果"，往往监督不了，"环评"后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最后也没人去追究，导致了大量"环评"形同虚设。”
除了立法还要问责。王如松建议还应设立生态审计制度，“每一个官员，离任前都要进行生态审计，你当年做的决策，若干年以后，如果环境和生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要追究责任。”
提建议：孵化生态物业管理产业
采访中，王如松提出了“生态物业管理”的理念。“要通过对环境的有效管理、补偿和修复来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他特别强调生态的就地补偿。“例如一个企业占用了500亩地，那么这块地原来是什么样的环境质量，是什么样的生态服务功能，使用前都应该进行专业检测，检测完之后，每一年的变化要有人监督。这块地的生态环境变好了，政府可以给企业奖励；如果生态环境变差了，那么这个企业就要进行补偿，比如说你破坏了水资源，那么就要花钱把水资源修复好。”
王如松建议，政府可以孵化“生态物业管理产业”，就像如今每个楼盘都有物业管理一样，“城市的建设用地也应该设一个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的物业管理企业。不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来管，而是通过市场来运作，让用地单位雇请环境物业管理公司把自己所使用的这个地块上的环境问题管理起来。包括这块地上的土壤、水质，它的生物、植物的情况等，这些都管起来以后，我们的环境一旦出了问题就能找到责任人了。不像现在的雾霾问题，问到谁，谁都在埋怨，但谁都没有责任。”
雾霾天：2008年是个拐点
“我国大面积雾霾天的形成，2008年是一个坎。因为这一年，我国基本上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经济总量、化学燃料的使用量、机动车的保有量等均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王如松解释说，2008年以前，我国很多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还没有超过区域环境容量允许的限度，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区域性、全局性的污染问题。
王如松以现在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说，这一带的燃煤消耗量每年将近4亿吨，机动车是2400万辆，北京光是国家级的高速公路就有11条。“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以及物流和人流，再加上这个地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当北方的冷空气南下比较少的时候，华北平原的空气基本上不太流动，这个地方的雾霾就会非常严重。”
2008年以后，特别是最近的两三年，我国不少地区的区域环境容量已经“过载”了。“值得注意的是，当环境容量、生态的服务功能超过一定限度以后，雾霾就连成片了，现在不光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华东地区，东部河南到陕西，甚至农村地区都已经非常严重。”王如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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