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景观设计与城市规划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和景观设计、生态规划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曾九度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和规划奖，五次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两次获得全球最佳景观奖等。
主要事迹：
要解决城市和土地的关系
记者：有些建筑师称，非凡的建筑可能成为一座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你是如何理解城市的现代性？
俞孔坚：什么是现代的？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有几个误区。第一，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的，西方是走在现代的前面的，但并不是现代的。因为这个误区，我们一直模仿西方的东西。第二个误区是，误以为科技的就是现代的，所以认为钢筋混凝土大楼、轻轨、高楼这些都是现代的，科技是现代的。实际上，现代本质上就是文明的发展，人的解放。这个国家是不是现代，是不是走在前面，实际上最终体现在：人是不是离开愚昧的约束，走向了科学民主；人是不是从神权、从宗权下解放出来了。所以看建筑或者城市是不是现代化，就看是不是理性的去考虑和规划设计这些，是不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的价值。围绕这个你可以评价一切，所有违背一个普通公民的意志去做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现代的。
记者：你开创的“土人设计”，这个“土人”怎么理解？
俞孔坚：“土人”是我们研究院成立的核心理念，是在哲学和土地伦理的高度讲求“天地-人-神”的和谐。城市的规划或景观设计等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解决城市和土地的关系。一个城市的建立、成长与发展的状况都跟其与土地关系处理得好坏密切相关。
首先，城市的从无到有，离不开土地这个载体。城市的选址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要面对的城市与大的地理空间、城市与大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选好地址以后，要考虑一个城市如何在土地上轻盈而健康地发展起来，而不是最终对大地命脉的破坏，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恶化。诸如对一些河流、廊道、植被、山体等的处理不能盲目损害，不能破坏城市生态天然的功能系统。一些建筑规划与布局要充分吻合土地生态基础设施，同时保证人们有休憩、游戏活动的空间。如誉美人间的丽江之所以漂亮、有天籁之境，就是因为玉龙雪山上天然的清水穿流而下，很干净，没有遭到人工的污染，从而丽江也成为人们理想的度假胜地，屡往不弃。再次，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要考虑城市的设计对环境的影响，要尽量避免或减小对环境的各种负面作用。诸如对具有净化污染、滞洪功能的城市湿地系统就要在设计中合理利用，让原本的环境生态系统发挥其自身的生产与净化功能。一些盲目的规划与设计，如建筑布局跟风向垂直排列，缺乏通风道，就会阻碍新鲜空气进入城市。还有现在被广泛关注的太湖蓝藻问题，也是自然系统受到毒害，使得其自然循环和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消退，甚至丧失所致，而污染其实跟太湖本身并无关系。
现在有些城市也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但是要看，是作为形象工程来建的田园城市，还是作为一个真正市民活动的空间来建田园城市？种树，种田，是不是符合自然的原则去建的？是不是人性的？是不是经济的？是不是生态的？是不是具有文化的？如果种的是树，不是果树，而是装饰性的，那就不是真的。
反规划，把一切交给自然
记者：在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日益突显的今天，城市规划设计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俞孔坚：近些年，人工干预下的自然生态系统越来越不能与其环境相适应，生态系统变得不稳定。
这种严峻的挑战，也为一些明智而又有良知的城市决策者提供一个造福子孙的极好机遇。比如，布局合理的市政交通体系，通过土地利用把城市设计得更紧凑、功能更完善，减少汽车尾气、温室气体等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其次，通过对各种节能的建筑材料的运用来加大环保力度，减少污染，诸如城市绿化结合生产、使用耐干旱的植物、能源植物等。
记者：你提出的“反规划”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对于整个城市生态状况有什么意义？
俞孔坚：传统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讲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是先预测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及规模、确定城市性质，然后根据国家规定的人均用地指标，确定城市的各类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规模，最后应用一个理想的城市空间模式，进行城市的空间布局。而“反规划”是一种逆向思维。
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功能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一些河流水系、湿地系统、绿地走廊等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则是需要恒常不变，并且永远为城市所必需的。“反规划”，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的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的安全空间格局。反规划的思维模式是使得城市获得持续生态服务的战略性保障，是一种前瞻性规划。
目前这种思想已经在国内外很多城市得到广泛实践并广为接受，已经有20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得到应用。例如浙江台州，就是基于“反规划”思想，将区域的自然、生物、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游憩作为优先考虑的过程，通过景观安全格局途径，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尺度上规划台州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并逐步取得良好效果。
记者：城市是人力的产物，把一切交给自然，听起来与城市的本质背道而驰？
俞孔坚：如果从现在开始做生态基础设施，把自然系统所需要的空间——比如河漫滩和湿地留下来，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修防洪堤。防洪堤投入巨大，维修成本巨大，关键是破坏了自然原有的调节能力，而这要支付巨大的代价。下一场雨，北京立交桥下的通道就淹掉了。因为我们依赖于人工疏排系统，自然系统彻底没有吸纳能力。就像一个人没法吃饭和排泄了，免疫力没有了，胃的消化能力没有了，必须靠插入管道抽出里面的液体，或者注射葡萄糖来获取营养。中国的许多城市，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记者：西方的公共生活与艺术大多都在广场进行，所以很注重广场建设，但当前中国的广场更多是被跳舞的中国大妈所占据。你认为中国当下城市广场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俞孔坚：跳舞本身也是好的，跳舞也是公共生活，这是中国人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但是中国大量的广场并没有用起来，变成展示性的。中国城市广场，并没有很好地跟居民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广场不是展示的，它是为人服务的，是公共活动空间，而不是一个权力展示空间。
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今后城市建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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