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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我自爱我的野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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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
俞孔坚1995年获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并在北京大学创办两个硕士学位点：景观设计学硕士和风景园林职业硕士。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目前已达350多人的国际知名设计院。出版著作15部，并完成大量城市与景观的设计项目；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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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迹： |
答：不矛盾，可以说是一回事。种树或种草，看场地实际需要，根本上都是不错的，宝典里这句话强调的是不要去做那些无用的、多余的事。在没有感觉的时候，不要去做模纹花坛，不要去做古怪的雕塑，种树！我确实是有意选择野草作为我景观思想的一个符号，因为野草是与土地最相适应的植物。草本植物因为柔弱，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园艺化，在传统园林中，最被扭曲的就是这一部分。野草与传统材料形成了强烈对比，草皮光鲜却大量耗水，野草却是做贡献。它是生产的，耐寒耐旱，饱含生物多样性。我也用树，但我不移植大树，小树苗也是很漂亮的，只要生机勃勃就是美的，移植大树是急功近利的文化观，栽种小树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再说，鲁迅先生不也喜欢野草吗。（笑）
问：你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我也看见你被称为景观界的白话胡适之，你对五四新文化的认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答：可以说是在寻找自己思想根源时发生的一个遭遇吧。当时胡适等一帮新文化人为什么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因为他们面临民族的生存危机，认为与普通民众生活隔绝的文言文不能承担民族振兴图强的职责。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致命弱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把自己当做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园林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文人士大夫阶层和贵族文化的产物，它搜集、远距离搬运奇珍异卉，忽略对当地生态的破坏，花高昂代价造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天地。在今天它有文化遗产的价值，但不能满足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问题在文学领域可能解决了，但在其他领域还远没完成，或者根本没发生。城市和建筑领域，很可能就是封建文化最后的避难所。那么多人还怀有贵族的理想、土皇帝的梦想，他们通过仿造贵族房子、皇宫建筑，来达成自己的梦。在未来20年中，中国13亿人中的65%将成为城市居民，中国现有约660多个城市中，已有2/3面临缺水困境，几乎所有的城市及郊区河流已受污染；如果说古代的城市结构，还能支持10%的人享受着那种生活，那么当13亿人都要进行城市化梦想的时候，我们的生态资源是不能支持的。
问：人地关系是你景观设计理念的核心，但是在大学校园中种稻子，在城市中种野草，你觉得土人的理念是不是有些反城市化？
答：什么样的城市化？对自然界不计后果地索取、浪费、奢侈，是城市化吗？我们现阶段城市中虽然也造了许多公园和绿地，但设计精神上还延续造园术，重观赏，不重实用，举例来说，就是造大量供观赏而不可以进入的花坛和草坪。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人们环境意识崛起，已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在受到威胁，景观设计需要重新认识、寻找生存的艺术，不仅从工业社会，还必须放眼更长久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有两部分遗产，一部分是士大夫阶层的享乐艺术，另一部分是存在于底层的，关于生存的艺术；后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人类生存进化的根本。在洪涝干旱、滑坡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方面，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人不能失去这些赖以进化的东西。
问：你的作品看似很寻常，同时又让人震惊。后滩的净化功能是寻常的，天津桥园你挖几个坑收集雨水来达到土壤净化，也寻常得让人震惊。这些作品都很便宜吧？
答：便宜有个新说法：低碳。低碳其实是很简单的事，低碳的本质就是节约。绿色技术和低碳，都不复杂，是商家的炒作让它显得代价高企。在景观设计领域，我理解低碳就是让自然做功，土地是有生产功能的，你不要剥夺它，土地有净化功能，也不要剥夺它，空气流动能带来降温，你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提出解开自然的裹脚布，让自然的大脚做功。
问：如果把城市交给你，你觉得能解决城市化遇到的所有问题吗？
答：技术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观念和组织，需要人人都转变观念，要真正的尊重自然，崇尚简朴。
问：你这次除后滩项目获得ASLA杰出项目奖之外，还有天津桥园和秦皇岛滨海项目获得荣誉奖。一下有三个项目获奖，实在是匪夷所思。今年你又受聘担任哈佛兼职教授，我想起张永和五年前出任麻省理工建筑设计系主任，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协会今年的全球主席竟然是重庆的李世蓉……中国建筑设计界已经频频有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领军人物，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有些情况我不太了解，就景观设计这个领域而言，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问题最严峻，水、粮食、能源、土地，都成问题，因此也成为最能应用景观设计知识的一个地方。可以这么说：是中国的现实给了我实践和不断进步的机会。
（来源：文汇报 作者：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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