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周干峙，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江苏苏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家建委副处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规划局代局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建筑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建设部副部长、国际建筑师协会理事；现任建设部特邀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屋顶绿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杭州世界屋顶绿化大会名誉主席，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付理事长，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
主要事迹：
城记：生态、人文、自然、经济的和谐统一
建国初期，“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城建规模、地域结构等一系列基本因素。城市建设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历史上无计划、分散建设进入了一个有计划、按规划重点建设的新时期。从此，中国正式揭开了有序建设和重点发展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新篇章。刚参加工作的周干峙就被派去跟着苏联专家学习，参加选厂、参加“一五计划”的城市规划工作。
1953年春天，周干峙第一次前往西安，负责编制西安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涉及人口规模，道路系统，工厂位置等规划设计问题，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古城风韵也成为古城西安城市规划工作中重点要考虑、解决的问题。
在当时拆墙成风的情况下，西安的明城墙要不要保留的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周干峙还记得在那本厚厚的《西安规划说明书》里，他将城墙形象地比喻为“城市的一根项链”，大力呼吁保留。可在当时，城墙被看成是封建的象征，北京的都拆了，西安没有理由不拆。后来有人提出城墙还能够防止原子弹的冲击波，是现代防空的好办法，这一理由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西安的城墙才得以保留下来。如今，西安成为唯一的古城墙保留完整的城市，与周干峙当年完整保护西安古城墙的建议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周干峙个人生命史上，参与、负责西安的城市规划是他后来一系列城市规划工作的成功开端。他的经济和人文、自然和生态有机结合的规划理念也成为了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编制的一个样板。周干峙说，现在整天在挑那时候的毛病，其实那时好的东西，恰恰是现在没有的。“技术问题上行政领导非常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能做这个规划那个规划，放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1979年，深圳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周干峙被国家建委派去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后来，“1986年版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获全国城市规划优秀设计一等奖，成为建设规划领域著名的事例。改革开放，特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在编制深圳规划时，既要考虑到既有的实际情况和格局，又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周干峙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心区保留了传统棋盘式格局，同时为招商引资的需要，建设了一批小型工业区，适应了当时港资建厂的需要。他巧妙地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灵活调节，为后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一句话，长远的东西要留有弹性，不能搞一刀切。深圳是个开放城市，将来搞什么工业，来什么工业，谁都不知道，我把工业区划小，一个工业区顶多2平方公里，16个工业区就是适应这个变化，干一个成一个。”同时，周干峙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节约了成本。
几年后，深圳建立机场，很多人就位置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建在深圳湾里，有的主张建在北边的梅林，考虑到地质条件、空间的开阔度，和城市的距离适当与否等因素，周干峙提出将机场建在宝安。当时，赞同周干峙意见的只有环保部专家曲格平。后来，争论到了北京，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李鹏亲自出马，带了不同意见的人到深圳，亲自坐飞机到上空去察看方位，比较优劣之后，最终同意了城市规划的方案。1998年，人民日报华南分社征集改革开放20周年重大新闻，将深圳机场的建设、建成纳入华南地区改革开放20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周干峙说，现代城市规划是在20世纪初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大量社会、环境问题急需解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衡量城市规划的好坏只能看规划对本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合理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能否提出深谋远虑而具有可行性的发展战略和实施对策，能否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种效益在现实条件下的最佳统一。而深圳作为城市规划“实验场”，除获得国内最高级别的规划奖之外，还获得国际建筑师协会颁发的当前仅有的“阿勃克朗倍”奖，英国规划协会的主席来深圳看过之后，也禁不住连连赞叹。
用大系统观念做震后重建规划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人员伤亡惨重，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一个星期之后，78岁的周干峙同结构抗震专家叶耀先一起亲临灾区现场，在随后举行的“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工程建设问题”论坛上，周干峙作了《山区震后再建时的城镇规划问题》的报告，就如何做好恢复重建规划和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时间倒流32年，唐山的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在他的记忆里还鲜活如生。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三天后，他和吴良镛先生就赶去了。地震前的唐山城市格局由主城区和距其东部25公里的东矿区两个片区组成。出于震后生产和生活安全的迫切需要，城市空间结构和选址的规划变得尤为重要。和现在的汶川地震一样，对于震后的重建问题，当年也有着不同的分歧意见，争论的重点落在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上面。针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周干峙和他的同仁们编制的震后重建规划采用了混合型的布局方式。在老市区安全地带采取原地重建，并适当向西、北发展，将机械、纺织、水泥等工业及相应生活设施迁至主城区北部25公里的丰润县城东侧建设新区。由此，唐山被有机地分散成三大片区：中心城区、丰润新区和东矿区，形成了南、北、东三足鼎立的“一市三城”的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结构。
唐山震后的规划建设除了城市的功能分区之外，还力求解决以前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将灾后重建作为唐山城市振兴的重要契机，重建规划几乎解决了当时所认识到的原有唐山所存在的大部分不合理状况。乌烟瘴气的老唐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碧水长流、人和景宁的新面貌。
在《山区震后再建时的城镇规划问题》报告中，周干峙指出汶川“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以利用，有多少人需要搬迁，这些问题都要在地质工程的基础上考虑”。以日本的住宅区标准为例，他批评当前部分追逐近期利益和开发利益为主的行为，强调今后的建筑密度和高度必须严格限制，一定规模的住宅区要留出“救命用地”。
周干峙提出，汶川震后的重建工作，要借鉴当年唐山的经验，既要又快又好，又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用大系统的观念和方法，将生态、水利、交通等都纳入到整体规划中去。当年唐山发生地震后，政府号召大家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恢复生产，使受灾群众参与恢复建设。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们承受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还有精神、情感、心理方面的打击和创伤，且后者持续的时间更长，负面影响更大。对于汶川震后一部分人提出的搬迁意见，周干峙并不赞同，地震不可预防，但房子可以抗震，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原地恢复有很重要的社会因素，可以让群众参与修复建设的过程，且周围的社会关系不会改变。“一旦全部打乱了，身边没有认识的人，人的心理上就会产生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