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吴良镛，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江苏南京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1922年生于江苏南京。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6年开始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教学、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教学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建筑与城市规划相结合。为北京、桂林、三亚、深圳等城市的规划，特别是旧城区改造整治规划设计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专著《广义建筑学》对建筑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
主要事迹：
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46年应梁思成之邀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华灯初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大前门香烟商标上久已熟悉的、端庄凝重的前门”，接着去国会街，看宣武门的城楼，后来追忆道，“这时天色绯红，群鸦飞噪，危楼耸立，气象肃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阴里，他的学术生涯也与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大抵建筑师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在北京城区的设计上，梁思成和吴良镛这一对师生满怀美丽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中，认为应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区以南设商业区，东部为工业区，如此文化、行政、商业、工业功能分离，各区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分散组团发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最终采取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浓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了搞生产和交通，城墙和牌楼也要拆掉。
陈占祥痛心疾首：“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吴良镛和同业者最担心的“摊大饼”格局。整座北京城以天安门为中心，呈环状不断向外扩张。旧城承担着行政、商业、文教、旅游等多重功能，住宅区只能被挤压到外面的环路，并在北部形成了天通苑、回龙观、望京这种“巨型社区”，就业与居住的不统一，使得北京城的交通压力日益深重。
与此同时，旧城风物痛遭损毁，吴良镛为此很难过，“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对保护‘永远不能认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吴良镛认为，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1979年，吴良镛等人提出，“从单中心集中式城市结构过渡到多中心开敞式城市结构，是当今世界大城市结构发展的趋势;即将集中的市区分解成片，各片相对独立，有自己的重心，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同心圆式向外发展，而是呈带状沿着几个方向自由发展。”其核心理念仍是恩师梁思成的分散区域发展。
让吴良镛担忧的何止“摊大饼”。与周遭环境毫无融入感的摩天大楼、巨型建筑，同样令他激愤。在他看来，北京的特点是一座“平铺式城市”，平易近人，有大片水面，城中亦可远眺西山、近观景山，人与自然十分接近。然而旧城内相当多的高层“败笔”，使北京城的天际线遭受了破坏。
“中国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官意志在建筑的发展里面是很强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不乏真知灼见，贵在平等的交流和讨论。”作为学者，吴良镛坦承搞建筑非常难。“虽然我自己设计的房子不多，但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栋房子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有些精力不在建筑本身，而在面对某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你如不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的话，就停摆了。”
2006年，已是84岁高龄的吴良镛带领团队，开始筹备一项以北京旧城保护为平台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后名之为“北京2049”，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平台，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间组织。
而该研究项目，正是以吴良镛的标志学说“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北京2049”研究的地域层次，包括旧城、中心城区(即城六区)、北京平原地区、北京东南部地区、京津廊地区;试图从人口、经济、资源、城市交通、旧城保护、住宅建设、新农村建设等多个维度，设计首都的长期发展战略。
“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吴良镛说，“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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