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道扬：中国近代林业科学先驱

主要事迹：

参与制订中国第一部《森林法》

凌道扬的林学思想对孙中山、黎元洪、张謇等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参与协助孙中山完成了《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农、林部分章节的写作。孙中山向国人呼吁：“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旱灾的根本办法，都是要造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张謇在为凌道扬1916年出版的《森林学大意》所作序言中称道：“凌君道扬，学森林而有实行之志，其所述林学大意，于世界森林状况言之甚详，且深知中国木荒之痛，其书足供有志森林者之参考。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是书其求艾之径也夫？”应黎元洪之邀，凌道扬参与了《森林法》的拟定工作。黎元洪还为其1918年出版的《森林要览》一书题词：“十年之计树木。”凌道扬虽然参与了《森林法》的拟定、修订工作，但在民国时期《森林法》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森林立法。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该法是建国后的第一部森林法。《森林法》的颁布实施和不断完善，推动了植树造林运动，切实保护了森林资源及科学采伐利用措施，逐步改变了中国森林资源贫乏的现状。

推动农村经济改良试验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但是近代以降，农业非但不能长足发展，而且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有鉴于此，1925年凌道扬在《中国农业之经济观》一书序文中感叹：“噫！吾国自黄农而降以农立国者垂五千年，而四万万人口中农又居三万万，舍此重且大者而不闻问，欲国之强，何可得耶？”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农业改良计划，并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技正期间，组织宁属农业救济工作，推动农村经济改良试验，为当时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经济带来了一丝生机。不过，随着日寇大举侵华，凌道扬的农村经济改良试验被迫中断。

水土保持理论与实践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由于森林植被多年来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使得黄河变成了“中国的悲哀”。1933年9月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下设林垦组，凌道扬于1939年奉调黄委会林垦设计委员会，主持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实验和西北建设工作，与他的学生任承统合著《水土保持纲要》、《西北水土保持事业之设计与实施》等论文论著，“水土保持”这一名词不胫而走，连美国的《保土杂志》后来也易名为《水土保持杂志》。

凌道扬一直希望国民政府能够出台一部《水土保持法》，推动水土保持实验工作，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这一想法未能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水土保持和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1992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该法律颁布实施以来，对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江河治理和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凌道扬当年的设想，一步步得以实现，而且将继续获得更好的发展。

凌道扬的侄儿凌宏焜、侄媳闫小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多年，继续前辈未竟的宏图伟业。

杰出的教育家

作为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凌道扬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等国内多所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科学人才。

赴港定居后，凌道扬任香港教育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建崇基学院并于1955年至1960年出任该校第二任院长，提出了“无间东西、沟通学术”、“有怀胞兴、陶铸人群”的大学理念。他还参与筹备创建香港中文大学，并于1960年以72岁的高龄出任联合书院院长，为日后崇基学院与新亚书院、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奠定了基石。

1957年，麻省大学校董会授予凌道扬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作为爱国者、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为母校带来了孜孜以求的巨大声誉”，而他则应麻省大学和其他文化团体之邀发表了题为《我之中国文化观》的演讲。他说：“中国文化以孔子学说为主流，而孔子之学以仁为本，故中国文化亦可以说以仁为中心。博爱之谓仁”，中国文化主要特色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以伦理为本，政治上以正己利民为本，经济上以藏富于民为本，军事上以不轻用兵为本，总之，“中国人为真正爱好和平之民族。发扬中国文化，对世界和平确有巨大的贡献”。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冷战的阴霾笼罩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凌道扬在那种氛围里襟怀坦荡地为自己的祖国辩护，既是良知使然，同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诚如凌道扬半个世纪前所预言：“发扬中国文化，对世界和平确有巨大的贡献”。

潜入深处的名望

民国肇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天灾人祸，生灵涂炭，国无宁日，随后是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凌道扬提出的诸多方略和试验无法得以具体实施。知其不可为而勉其力为之，虽九死而未悔，凌道扬为后人留下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风范和学术风范。

凌道扬先生建树的功勋和赢得的荣誉或名望，我们愿意引用《马克·吐温自传》里的一段话：“一个人也许很有名望，但限于表面，后来便失掉了名望，被人们所怜悯，所轻视，然后被忘掉，彻底忘掉——表面的名望往往走的是这条路。不过，讲到潜入深处的名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潜入深水的。一旦受欢迎，便永远受欢迎；一旦被热爱，便永远被热爱；一旦受尊敬，便永远受尊敬，受推崇，受信赖。因为，不论评论家说些什么，永远不会传到那平静的深处；报纸上嘲笑的议论，以及在上面吹起的诋毁之风，也到不了那里。在下面，这些事他们从没有听到过。浮在上面，他们的偶像可能是泥巴做的，上面涂了颜色，然后褪了色，剥落了，弄碎了，刮跑了，因为那里风云变幻。可是在下面深处，他还是黄金一般，坚硬无比，摧毁不了。”

追溯凌道扬先生的百年人生之旅，我们发现，他所获得的正是马克·吐温所称道的那种“潜入深处的名望”。

凌道扬的“潜水行动”跨越了两个世纪（1888年-1993年）。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在上个世纪提出的森林救国论、振兴农村经济的实验、水土保持理论实验、教育思想等等，至今仍然不失其先进的时代意义。

既然空间的狭隘往往需要时间的绵延来弥补，那就让我们像父辈们那样欢呼：“所有的日子，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而且对过往的时空加以审视，因为对未来的祈望，必须植根于对过去的回忆。

凌道扬于1939年奉调主持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实验和西北建设工作，他和他的学生合著《水土保持纲要》、《西北水土保持事业之设计与实施》等论文论著，“水土保持”这一名词不胫而走，连美国的《保土杂志》后来也易名为《水土保持杂志》。

链接·同代撷英录

陈嵘

陈嵘(1888-1971)，字宗一，祖籍福建漳州，1888年3月2日生于浙江安吉县晓里镇三社村。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树木分类学家，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之一。

陈嵘1906年东渡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1913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学习。1913—1915年任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校长。1915—1922年任江苏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主任。1916年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任中华农学会第一届会长兼总干事长；1917年支持凌道扬等发起成立中华森林会。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德树木园，研究树木学，1924年获硕士学位。1952年倡议成立中国林学会，当选为副理事长。1952—1971年任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陈嵘为中国林业教学实践和造林绿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对树木分类学、造林学的研究，有突出成就，被公认为中国树木分类学的奠基人。

郑万钧

郑万钧(1904-1983),号伯衡，江苏徐州人。林学家、教育家、树木学家，我国现代林业的开拓者之一。

1923年毕业于江苏第一农业学校林科。1939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48年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共同命名的水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森林系主任，南京林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林学会第一届理事和第二、三届副理事长及第四届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九三学社第五、六届中央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郑万钧毕生从事林学、树木学的教学与研究，尤长于裸子植物分类。命名了约一百个树木新种和三个新属。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凌道扬大事年表

凌道杨（1888-1993），广州府新安县布吉村丰和墟人（今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老墟村），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

１９１０年：赴美求学，入读麻省农学院（今麻省大学），习农科。

１９１２年：入读耶鲁大学林学院，习林科。

１９１４年：获耶鲁大学硕士学位，赴德国、瑞典考察林业和农业。同年归国，参与制订《森林法》。

１９１５年：与韩安等林学家上书北洋政府，倡议以清明节为中国植树节，7月31日获批。

１９１６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首部著作《森林学大意》中文版、英文版。

１９１７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森林会，任理事长。

１９１９年：参与孙中山《建国方略》一书《实业计划》部分章节写作。

１９２５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作《中国农业之经济观》。

１９３６年：当选中华林学会第四届理事长，任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代局长、局长。

１９３９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暨西北建设规划。

１９４８年：由联合国粮食农业总署职上退休，定居香港。

１９５５年：任崇基学院院长。

１９５６年：与钱穆、姚传法等组织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呼吁香港政府成立中文大学。

１９５７年：赴美国接受麻省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发表题为《我之中国文化观》演讲。

１９６０年：任职崇基学院院长期满荣休。同年2月，被聘为联合书院院长。

１９６３年：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

１９８０年：移居美国。

１９９３年：病逝于美国，享年10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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