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高见邦雄，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
主要事迹：
2011年4月8日，在开往大同的火车上，一个小伙子看着窗外一片黄土上生长的茂密松树林，不禁赞道：“这片树真不错，得种了有好几年了吧？”一旁的年长者回答：“起码有20年了。”小伙子张了一下嘴，不再说话。20年，正好相当于他自己的年龄。
20年，对很多人、很多事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对于现年63岁的日本“绿色地球网络”事务局长高见邦雄来说，20年，有着特殊的意义。
1971年，高见第一次来到中国。
1991年，高见开始筹划来中国做绿化协作活动。
2011年，高见的绿化协作到了重大转折期。
这其间的间隔，都是巧合的20年。
同时，他也非常明白，让种植的松树培育到可以间伐、带来效益需要20年；树木结果后开始自然更新也需要20年。
黄土高原的最初探路：全军覆没
“经历了多次失败，还是坚持下来了。”高见邦雄对《小康》记者说，语气波澜不惊，好像在讲述一个再平淡不过的事实。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整个过程到底有多艰辛。
这个来自日本鸟取县的老人出身农村，1966年考入东京大学，曾一度是左派学运的领袖，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在1970年从学校肄业后，就一直在日本积极组织一些民间活动。
1971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他辗转香港来到中国寻求革命真理，特别到当时中国农业的旗帜——大寨去参观考察。或许，他与中国的缘，就在那个时候深深结下了。
其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且日趋严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高见希望能够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探讨和改善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方式，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作用。“环境不分国界，中国的环境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高见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受到“泥雨”侵袭，风沙天气日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了本国国内的生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1991年，高见开始频繁来访中国，并于该年11月，来到北京拜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时，请求他们：“我们想协助中国进行绿化，请给我们介绍个合适的地方。”不久后他就接到通知，为他们选择的地方，是隶属山西大同市的浑源县。
绿色地球网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1992年1月，包括高见在内的五个成员来到大同市浑源县调查。从北京站乘坐夜班火车前，高见在心里给自己下了警告：“要注意，前方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控制自己。”
他们乘坐夜里11点从北京站出发的火车，翌日清晨7点前抵达了大同站，在市内的饭店吃完早餐，便坐汽车赶赴浑源。抵达浑源后，高见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冰天冻地，还有煤烟呛得眼睛睁不开。
“大同是一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降雨非常少，气温又低。”高见向《小康》记者描述，北京一般的降雨量是800毫米，但是大同的降雨量只有北京的一半，年降雨只有400毫米。有些地方年降水量不足250毫米。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900到1500米之间，干旱风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同，人均每年水资源量为430立方米，市区是221立方米，列为中国“十大缺水城市”之一。在这里，“种树比养娃还难”的局面让不少人将植树视为畏途。
高见丝毫没有因这里的自然环境而退缩。最开始，他和其他的创建伙伴有的是对绿化的热情。
调查团在出发去当地之前，成立了绿化合作项目的筹备会。高见向调查团成员提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暂定标准，按当时的汇率折合260万日元。他们采用了最简单的方式，作为购买树苗的经费提供给西留乡的龙首山和恒山南面的造林项目。
1993年秋天，绿化项目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
高见说在中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他们赖以维持生计的耕地。
最后，这两个项目点的植树行动彻底失败。
从那时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在一起，从事植物的实验、育种、推广及相关工作。他身背装有数月用品的行囊排队买火车票，为节省费用，饭店住多人间，去便宜的饭馆吃饭，甚至有时自己跟自己较劲，频创一天花钱最少纪录。
援助希望小学：建立经济林
1993年的秋天，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见前往上寨镇下寨北村，当地破旧的小学校舍让高见为之震动，他马上想到了通过为小学校建设果树园得到收益来支援教育的主意。
只是那个时期，绿色地球网络正处于资金拮据状态。“第一年勉强支撑过去了，但是第二年，集资未能如愿，有的人打退堂鼓了。”由此他愈加意识到，做一项事业开始往往很容易，但维持下去会很困难。
当他开始向刚成立的日本环境事业团的地球环境基金部申请赞助时，对方提出了疑问：“建果树园种杏树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呢？”高见以他1992年和1993年在中国农村的体验和感受，回答说：“该地区的问题在于环境的破坏和贫困有着恶性循环的关系，农村不能自立，环境也不会得到改善。”
在他不断游说之下，资金下来了，可是另一个阻碍又接踵而至，这个援助计划遭到了中国一些村子“长老们”的反对。“我们再怎么穷，再怎么苦，也犯不上要日本人的施舍。”
这么多年至今，对高见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那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在这一点上，只要想想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多么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高见说，这是他从事工作的最大障碍。有人当面骂他日本鬼子，有人质疑他的行踪，甚至还有人放狗咬他。只是，高见没有退缩，他反而一步一步地更加靠近当地人。“现在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头见到我就说‘那个姓高的孩子又来了’。”
1994年春天，绿色网络植树团抵达大同后，马上接到通知，希望他们去参加下寨北村小学果树园的开工仪式。高见立刻赶过去，他看到一些留着胡子的老人们坐在周围有说有笑地观看着。后来才知道，这是县里青年们努力的结果。果树园开工时，为了说服村里人，他们在此驻扎了两个多星期。
村里最后得出结论：“时代变了，作为和平与友好的象征，接受果树园。”并说：“很难有机会一次得到那么多钱，如果是分给各家吃掉喝掉，这钱就糟蹋了。我们要把钱用在有利于将来的事情上。”村里把高见他们准备的劳务费统一管理起来，计划用它翻盖小学校舍。当年9月，贴着瓷砖的漂亮校舍盖好了，“速度非常快，孩子们再也不会挨冻了。”高见感慨。
自此之后，生长在贫苦农家，很了解农民的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以改变农民的生存条件。他也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建造防护林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是以长期利益为目的的项目，等待结果出来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种植果树，对农民来说，是中期利益的项目，如果顺利，四五年就会看到成果，而小学校和供水设备的建设是短期利益项目。他开始认识到，把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只是事情远远不像他所想的那般进展顺利。
1994年春天，高见从并不充裕的资金中拿出大半部分集中投入到大同县徐瞳乡，在1200亩地上种了6万棵杏树。
1996年夏天，高见再次来到徐疃乡，在去乡政府的路上，高见让车停下，然后走进杏树地里，一瞬间他完全懵了——6万棵杏树转眼间就全军覆没了。在心痛之余，高见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啃食树苗的野兔，影响嫩苗形成冬芽的蚜虫，还有掺进来的假树苗和对现状泄气的当地工作人员。
之后有一次，日本NHK电视台在绿色地球网络的配合下，作为系列节目《神秘的地球》之一，开始制作《黄土高原——寻找失去的森林文化》。节目编导说也想采访失败的教训。“打上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徐疃乡，我在现场的地头，对着镜头，述说着失败的经验。看到残留在地里没做田间管理而苦苦挣扎的杏树，不禁一阵悲伤，说着说着，悲凉之情涌上心头，我失声大哭。”而此时，摄影师把镜头无情地对准他的脸，紧追不舍。
尽管回忆徐疃乡的失败对高见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经历了那次失败之后，他成熟了许多，开始正视困难，从根本上考虑如何运作。“如果在那里一帆风顺的话，也许会把徐疃乡作为样板，现在还在做着同一件事情。”
确实，正视失败是非常重要的，如高见所说，在那之后的成果都是在那次失败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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