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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镜堂不只是院士，不只是新中国获建筑创作大奖最多的建筑师，他是传承岭南建筑薪火的人。岭南学派的建筑作品逐步摆脱了地域性的限制，从广东走向全国，从中国建筑的边缘迈向主流。更在于其将和他的团队，用自己原创的作品，让中国建筑设计领域，从仿学时期走向原创。
   

   唯心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建筑是凝固的诗行。

    悲怆的黑，张扬的红，蓝色的海，岭南土的黄，都曾是他诗作的底色。但你很难用哪一种风格来形容何镜堂。尽管他用近乎铺张的大红，在黄埔江畔垒起了“东方之冠”，但他从来不是豪放派，即便他用逶迤的连廊，在珠海一河两岸打造了温雅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你也依然无法用婉约形容他。

    “他的设计风格很广”。无论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的沉郁悲怆，还是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热烈张扬，或者大量校园建筑的书卷温雅，只是在过去近三十年，在他气质跨度绵长的建筑里，总有一种东西含蓄地存在着：他从不曾剑走偏锋，他总是在理性秩序之中有节制地浪漫，他注重建筑本身的功用，也同时致力于让建筑和谐地融入城市。

    如果建筑会说话，何镜堂的作品则总是在刻意地保持着“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的得体严谨”。平实，简练，又富于力量。

    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保存着那个年代对《毛泽东选集》惯有的情感，“文革”中熟读的《矛盾论》，成了他之后三十多年里解决所有问题的哲学方法。经历了弱国无外交到中国始崛起的更迭，在他的作品里，对爱国有一种表达的诉求。

    他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并不刻板的守护，他认为“最后总是要回到文化上来”，在世博中国馆的设计中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抽象表达，寻求气韵与精神；他反对随意撒落的高楼大厦，让一个城市变得没有灵魂。他对现代科技有一种适度的接纳，他喜欢用现代建筑句法包装传统因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为了营造场所精神，“调动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建筑元素、手法、材料和技术”。

    跟很多同龄人不一样的是，他一直是个行者，朝着十三岁那年的理想。他从未停步。即便最困难时期，“文革”年代。

    “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的建筑学令他神往。在最困难的时期完成了大学教育并保研，师从一代岭南建筑宗师夏世昌。作为“文革”前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正式毕业的唯一研究生，被分至武汉工作后又被下放偏远山区务农。画速记是那段岁月里聊以自慰的方式，也是他和专业的唯一联系。那时，他的同班同学中不少已弃专业而去。他说“‘文革’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我有个大收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提出‘两观三性’创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45岁携妻儿自京城空降母校，是至今让何镜堂觉得人生最为正确的选择之一。一个月后，属于何镜堂的传奇开始。深圳科学馆的设计方案中标，凭此一役，他奠定了业内的江湖地位。返粤近十年之后，在美国绿卡面前，他再一次选择了留下来。他相信“留在国内的平台更大，国家需要我我也需要国家”。7年之后，工程院院士加身。直至今天，在他所获的数不胜数的奖项里，既有来自中科院的光华科学技术奖，也有来自设计艺术的终身成就奖，他提出“两观三性”被视作是岭南派的传薪人。他还被业内称作将已边缘化的岭南建筑带回到中国中心。但这一切也都浸着汗水。仅去年，他乘机120多次，仅广州到上海，也有29个来回。72岁高龄的他一年超过300天是处于工作状态。

    回顾所来径，何镜堂时常感慨自己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的准确选择。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仿佛总能理性地判明方向，抉择道路，“通过不断调整，修正，向目标趋进，实现从微观事务到宏观发展的主动掌控”。而所有这一切基于他对工作的热爱，并从未停步。

    何镜堂无疑是幸运的，他找到了可以将生命附丽其上的事业。“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寻找各种机会去实地考察和研究建筑，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为他开了近十年车的司机感慨：我不懂他的建筑，我服气他的精神。

    或者之于何镜堂，成功不只在于他擅长于设计建筑，更在于他善于设计人生。他说：每一步，他都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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