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之“殇”——山西省“森林变迁史”触摸

    森林减少的主因

    是什么力量导致森林大量缩减、绝迹呢？

    众人皆知，不外人为和自然原因，而人为占据主导。史念海曾经总结过自然的原因，“干旱和严寒，使一些不能适应的树种枯死，土壤的盐碱化也会使许多树木不能生长，空中的闪电更能引起地被物的自燃，因而引起森林的火灾，就是有害的昆虫同样也能招致森林的灾害，为害于松林的松毛虫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人为的原因更要复杂一些，这里做一个总结：

    1.因解决人口问题、发展农业而导致的毁林造田。森林与耕地往往是一对矛盾，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开垦耕地与森林存在此消彼长。耕地增加，森林就会减少。作为人类的早期活动之地，晋南的汾涑河流域和太行山南的河内地区，森林早在夏、商就遭到破坏。不过，那时森林的破坏程度还很有限。具体资料(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魏国李悝变法，提出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加大对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使三分之二的土地都要得到开垦。这种变法确实推进了农业文明，对于国力强大有好处，但对于森林是毁灭性的。可以推知，在魏国农业发展的同时，运城一带平原上的森林和草原是牺牲了。

    2.人类愈演愈烈的工程建设需要，导致对森林的残酷杀戮。比如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所需之木来自附近山区。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废墟上大建宫殿、佛寺，所需木材数量惊人，皆来自吕梁山区(注：《周书》卷十五《王罴传》)。秦统一后，兴修阿房宫，所需木材取自于中条山、蜀山等地；东魏在邺(今河北临漳)建都，取材于上党(今晋东南)；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所需木材取自吕梁山一带，木材扎成木筏，在黄河、汾河里漂流抵近洛阳，截住运取。隋唐定都长安，周围已经无木可采，采伐范围扩大至晋北之芦芽山、岚州一带。北宋在开封修建宫殿，所需木材也取材于吕梁关帝山一带。元代在西安修筑王府时，又选择在吕梁山、芦芽山砍伐，而后将其编成木筏顺汾、黄河运出，古文形容当时盛况是“万筏下汾河”。金元时期，大修寺庙，在山西毁林严重，应县木塔就是一例，民间有“砍尽黄花梁，修起应县塔”一说；明代在北京修建宫殿、王府及陵寝，所需木材大多取自雁北之森林(《建国60年山西若干重大成就与思考》，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01页)。

    3.商业的需要。人们砍伐森林作为盈利资源进行贩卖，于是晋商中就有木材商一说。比如武则天的父亲、文水人武士彟和许文宝就是唐代大木材商人。沁源郭道镇以经营木料而名噪一时。明代，山西偏关之间的长城附近，森林茂密，是北部边防的第二道屏障。来自京城的权贵及边境的军民，对这些森林大肆采伐，据说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超过一百多万株。很快，满山林木十去六七(注：《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三，马文升《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梳》)。后来偷伐者更多，“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注：《明经世文编》卷四一六，吕坤《摘陈边计民艰疏》)。明代中后期，仅仅百年左右，这里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

    4.历代国防军事行动导致的对森林的破坏。明成祖时代，沿长城修筑抵御蒙元的国防工程，在山西设有大同、太原两镇。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屯、商屯和民屯因之兴起，于是周边大量的森林、草木之地被开垦成农田，昔日的繁茂森林从此消失。明代“土木堡之变”后，明廷出于军事目的，多次在晋北放火烧山，并将烧山制度化，规定边关守将每年出水塞三五百里纵火焚烧，目的是使百里内无草木障眼，造成草木茂盛的塞外几成荒芜之地，变成了“荒边无树鸟无窝”的不毛之地。时人形容之，“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

    5.还有其他原因。诸如民间以木材作燃料对于森林的危害性不容忽视。其他如大量饲养军马、驱除猛兽活动、冶炼和制墨，也是使森林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人为与自然两相比较，人为的破坏要更为严重。明代王越写过一首家喻户晓、流行很广的诗，题为《关外吟古诗》：

    雁门关外野人家，

    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

    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

    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

    早穿皮袄午穿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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