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民：与福建土楼相伴相随的“建筑人生”

前言：
　　今年7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让土楼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民居备受关注，社会上一时兴起“土楼热”。对此，国内最早研究土楼的专家之一--福建建筑师黄汉民说，土楼研究“才刚刚开始”。黄汉民先生调查、研究土楼已达27年之久，早期他通过实地调研，最早发现并介绍了 “闽南土楼”，使“福建土楼”的类型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而今，他极力呼吁有关方面从长远眼光出发，注重独具特色的典型土楼（包括未列入“世遗”的部分）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改善土楼居民的生活环境，处理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的关系。他同时热切地希望现代的建筑设计能够从传统民居中吸取有益的启示，用建筑师的方式去面对环境、能源与生态的问题。

　　尽管在福建土楼及传统民居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实绩，这些工作却是黄汉民的“业余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从事当代建筑设计。出于对土楼及传统民居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深刻认识，以及它们对当下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也出于一个建筑人的责任感，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开展研究工作。在1980年代发表了关于福建传统民居的硕士论文后，海内外许多学者到福建看土楼都“少不了叫我带路”， “我也因此得以免费考察，‘顺手牵羊’测绘调研，从而延续了福建土楼的研究。就在一无科研课题立项，二无研究经费的条件下，利用建筑设计工作之余的时间，单枪匹马，艰难跋涉。”

　　如今，黄汉民先生已经年满65岁，精神矍铄的他，既有四处考察传统民居的热情，也有赶写我国传统民居研究书籍的急切。不变的，是坚持而乐观的状态。

　　“回顾四十多年的建筑生涯，自认为十分幸运，又十分知足。”

　　《设计家》：您最早是怎样进入建筑学专业的？

　　黄汉民：那是很偶然的事。1960年我报考大学时，福建的中学都在争夺“高考红旗”。为了提高升学率，都是班主任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帮你填志愿，自己没有太多想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数理化成绩再好也不能报尖端科系，像核子物理这些学科都是要“红五类”。老师给我报志愿的时候说，你数学不错，报个土建系吧。当时并不知道建筑学专业是干什么的。以为设计建筑要计算，要数学好，以为就是现在结构工程师的工作。报了以后我去翻一翻招生简介，上面说建筑学专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要学美术。我对画画还有点兴趣，就问老师能不能改这个专业，老师说可以啊，就给我改成建筑学专业。因此我学建筑是比较偶然的。但是学了之后自己还是很有兴趣，因为建筑设计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知识，还需要艺术、人文的素养。

　　《设计家》：当时您对自己在清华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汉民：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师资一流、学风很好，素质比较高的人聚在一起，在学习中相互影响、促进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是做学问的地方。应该说在清华的几年，根基还是打得牢靠的。大学不过是打一个基础，真正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践当中去学。当时在学校讲“又红又专”，“双肩挑”，不光学业务，也鼓励做社会工作，这都是能力的锻炼。

　　《设计家》：大学毕业之后，您有怎样的经历？

　　黄汉民：并不是一帆风顺。上大学的时候我曾患病休学而留级，毕业分配时，受文革影响，先到崇明岛部队农场干农活，又到武汉的一个工厂下车间，随后又去了广西兴安三线工厂搞基建。那个年代的人经历都差不多，很想干自己的专业本行，有兴趣但没机会。不像现在的年轻建筑师才到三十多岁已经做了很多工程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才又考回清华念研究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初分配到福建省建筑设计院，才真正开始做建筑设计。

　　《设计家》：您在建筑学界，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是对福建土楼的研究。这是怎么开始的？

　　黄汉民：我回到清华读研，师从王玮钰先生，研究课题就是“福建传统民居”。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回到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做现代建筑设计。但因为过去我发表过关于福建传统民居的论文，对福建民居感兴趣的国内外学者常来找我，我带着他们四处考察，也利用这些机会做一些研究。在设计院工作，不像在学校里做研究那么方便。在学校里在有立项的研究课题，有共同研究的老师，有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能把研究延续下来。我们建筑设计院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当时不可能拿到课题，也没有一个研究所来做这些研究。建筑设计的生产任务要完成这是“公事”，研究土楼只是业余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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